朱载坖对此也是极为不满的，朱载坖之前就三令五申过的，不允许滥发盐引，超支食盐，但是河东盐运司仍旧令这些盐商提前缴纳引价和盐税，其实朱载坖也能够明白河东运司的想法，他们认为，解池可以很快恢复，然后就可以保住解盐的盐区。
因为河东运司的官员们和盐商们都很清楚，倘若是河东运司的盐税出现大幅度的减少，户部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此事的，不仅会导致运司官吏的考成受到影响，还会直接直接影响的解盐的行盐区域被户部调整，以保障朝廷的盐税收入。
而且这些官员们还抱有侥幸心理，他们认为其一，解盐减产是因水灾而生，终究能够逐渐恢复；其二，解盐因水灾而变得味苦价高，市场竞争力大为下降。倘若一旦开放市场，在各方经营数载之后，解盐绝无收回市场的可能，还不如苦撑待变。
但是现在来看，河东运司索积欠未支的盐引就已经高达九十万引，已经远远超过河东运司和山西商人所能够承担的极限了，而且即便是现在解池能够恢复原来六十万引每年的产量，所积欠的九十万引盐业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而且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原本的行盐区域，如河南、陕西等地，已经不愿意再接受解盐了。
朱载坖如果强行去保证解盐在这些地方行盐的话，不仅导致私盐泛滥，而且有激起民变的风险，这就使得朱载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了，朱载坖不能够冒着激起地方民变的风险来保证解盐的行盐，朱载坖毕竟是大明皇帝，不是晋党的大管家，这点晋党要明白。
不过现在这九十万引未支解盐，确实是一个极为头疼的问题，虽然这是河东运司和这些盐商们整出来的滥事，但是朱载坖也不得不为他们擦屁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晋商困顿，对于朝廷来说也绝非好事。
总理盐政庞尚鹏提出了一些建议，从长芦等临近盐场每年拨十万引补还各商，同时压缩解盐的引目，将解盐从原本的六十万引削减到四十二万引，盐引数目要和解盐的实际产量向符合，同时也要相应减少解盐的盐税，减轻盐商的负担，对于不愿前往其他盐场支盐的盐商，朝廷在原有引价的基础上增加一钱，从这些商贾手上收购盐引，不能使这些盐商真的破产。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手中握有大量盐引的盐商，庞尚鹏认为在解池捞盐与浇晒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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