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武宗之外，世宗的配享功臣，也是争论的焦点，朱载坖和内阁之前拟定的是张璁，但是不少的官员们都上疏要求将杨一清也列入配享名单之中，杨一清当然也是颇有功劳，博学善权变，为政通练，尤晓畅边务，曾一夕占十疏，悉中机宜，但是朱载坖认为杨一清主意是在武宗朝活动的，并不是世宗朝的重臣，所以朱载坖认为杨一清还是罢配享之议。
朱载坖等人将大体的名单确定之后，就谈到了一个事情，就是大明的祠祭体制问题，朱载坖即位以来，陆续建立了悯忠祠、贤良祠等祠祭，以祭奠为国牺牲的士卒官佐和朝廷的忠良官吏，这次借由高拱的身后事，完善了功臣配享制度，但是朱载坖认为，大明还是要缺乏一整套国家的祠祭体系。
朱载坖准备借由此事在大明建立起一整套的祠祭体系来。大明原本在礼部确实有祠祭司，按照朝廷制度，祠祭司的职能：“分掌诸祀典及天文、国恤、庙讳之事。凡祭有三，曰天神、地祇、人鬼。辨其大祀、中祀、小祀而敬供之。饬其坛壝、祠庙、陵寝而数省阅之。蠲其牢醴、玉帛、粢羹、水陆瘗燎之品，第其配侑、从食、功德之上下而秩举之。天下神祇在祀典者，则稽诸令甲，播之有司，以时谨其祀事。督日官颁历象于天下。日月交食，移内外诸司救护。有灾异即奏闻，甚者乞祭告修省。凡丧葬、祭祀，贵贱有等，皆定其程则而颁行之。”
但是大明礼部的祠祭司所管辖的范围实在是过于宽泛了，而且对于文武官员们没有足够的祠祭激励体制，朱载坖认为是不对的。
朱载坖说道：“明赏罚以示劝导，此则祠祭之用也。赏罚者，国之大权，人君操赏罚之权以御天下，一主于至公，故有功者虽所憎必赏，有罪者虽所爱必罚，赏以当功上不为德，罚以当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朱载坖认为要将之前的旌表、恤典与祠祭结合到一起，形成一整套激励、表彰官员的体系，以起到祠祭的劝导作用，用以整顿官场的学校的风气，大明对于谥号的控制还是比较严格的，按照礼部所制定的规则：“文武大臣请谥，礼部取旨，行吏兵部考实绩。礼部定三等，行业俱优者为上，颇可者为中，行实无取者为下，送翰林院拟谥。有应谥而未得者，抚、按、科道官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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