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当然是闻弦歌而知雅意，明白了朱载坖的意图，朱载坖从即位以来，对于大明朝廷的内外官制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但是大多是因事而设，如因为开海，设立海关总署衙门和相应的分司、缉私水师等部门，为了整顿盐政，而设立总理盐政衙门等，包括在地方设立的一系列官署，如巡检司，在县增设县尉等，比较零碎散乱。
而在制度层面上，朱载坖并没有将之形成律令，将其固定下来，因为当时的朱载坖还没有时间在处理这些事情，现在朱载坖好不容易空出手来整顿大明的内政，自然是要将各种改革措施加以确定，以诏令的形式予以公布，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官制，朱载坖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于大明官制的重新厘定。
而在这一轮的新政措施中，朱载坖主要是要厘定大明的地方官制，以加强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太祖朝所制定的官制已经无法保证朝廷能够有效的控制地方，朱载坖为什么之前要屡屡兴起大狱，打击地方势力，归根到底就是地方官府不得力，现在朝廷的力量已经足够了，朱载坖当然要做的就是加强地方官府的力量。
所以朱载坖命令张居正先和相关的部院衙门商量之后，形成奏疏，向朱载坖奏报之后再行定夺。
而同时，朱载坖正式下达诏书，于下一科开设明法、明算，每科取二百人，同时命令礼部制定详细的规程，用以确定考试的程序，朱载坖的诏书下达之后，果不其然的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大量的官员向朱载坖上疏，认为不应当开设明法、明算两科，他们的主要论点都两个，第一是这两科是末业，和儒家治国的大道相比，这些都是歪门邪道，朝廷是用礼仪纲常治国，而不是用律法治国，所以经义自然重于律义。礼仪为本，刑法为助，在唐宋，明法科最为下科，然必责之兼经，是古者先德后刑之意也。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律法只能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而不能凌驾儒家经典之上居于首位，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对于这种观点，刑部尚书洪朝选、左都御史海瑞等人都上疏予以批驳，他们认为礼仪纲常固然是朝廷的治国之本，但是法度刑杀也绝不可放松，虽然有大臣引用董仲舒的论述称：“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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