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是表象，根子在制度、在机制、在监督。我们一个县局撬不动，那就请更高层面关注这个‘点’背后反映的‘面’的问题。”
他的思维在高速运转，从具体的问题上抽离出来，努力俯视整个县域的治理版图：
“老杨头呢？联合帮扶小组反馈怎么样？”
“医药费解决了，腿在积极治疗。但他赌博的恶习……心理干预效果不好，好几次又偷跑去镇上赌档，杨树根都快急疯了。”
高琳语气有些无奈。
郑仪沉默片刻。
“赌博……”
“通知县里的派出所，对辖区内赌档，进行一次拉网式‘打早打小’专项行动，尤其是针对那些惯犯和开设者，力度要大！”
“再通知县民政局、人社局，联合成立一个专门针对‘问题困难户’的技能培训和再就业引导小组。像杨老歪这种因身体或心理问题缺乏劳动意愿或能力的，不能只给钱治病就完了。把他们组织起来，搞点简单的手工艺或者社区服务，哪怕象征性给点补贴也行。关键是让他们有地方去，有活干，有事想，重新找到一点价值感和生活节奏！”
他揉着眉心。
“我们以前只想着解决生活困难，忽略了心理重建和社会融入。这也是短板。”
高琳快速记录着，眼神中带着敬佩。
眼前的书记，思考问题的维度正在悄然变化。
他不再只是就事论事地“救火”、“攻坚”，而是在解决个案的同时，有意识地梳理问题背后的共性，尝试在政策机制层面“补短板”、“建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