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而今本《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则多出二十五篇，此为篇数之异。”
“其二、汉本《古文尚书》存有篇目之名《汩作》、《九共》、《典宝》，而今本《古文尚书》无此诸篇，此为篇名之异。”
“其三、东汉学者马融所举《尚书·太誓篇》未收之先秦文献所引《太誓》五则逸文，今本《古文尚书》皆据马融之说收入，却不及马融所未举者。如之前说过的《墨子·尚同》引‘小人见奸巧’十三字，此为内容之异。”
“其四、《左传·庄公八年》引《尚书·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后，鲁庄公言：‘德乃降。’三字。今本《古文尚书》竟将此三字作为大禹的讲话收入！这是伪造者的纰漏处。”
“......”
在原来的历史线上，关于《古文尚书》的疑点，直到宋代的“疑古思潮”兴起后，才有人注意到，但仍然无法撼动《古文尚书》的权威地位。这种怀疑争论持续六百多年，期间涌现出不少学人加以考证推理，却始终不能廓清真相。
直到清代大学者阎若璩，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沉潜三十余年之功，写出《尚书古文疏证》一书，列举《古文尚书》为伪作之证九十九条，使迷惑千年的《古文尚书》之伪，大明于世，遂成学界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