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手段强行切断现有供应渠道，只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成本。
他合上文件后，没有点名任何企业，只补充了一句：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评估替代周期，而不是假设替代周期不存在。”
散会之后，有人把这份文件复印了一份带出会议室。苏西在几个小时后收到了一份内容相似的摘要，她看完后把它放在办公桌抽屉里，没有归档，没有标记，没有传阅。
兄弟集团在米国的业务结构也在同步调整。叶风让人将兄弟银行的部分海外资产重新登记到一家注册在特拉华州的新控股公司名下，该公司的大股东是一家员工持股信托，信托的受益人是兄弟集团的北美雇员。
这样一来，兄弟银行在法律形式上不再直接关联兄弟集团的母公司，所有的对外投资和信贷审批都以本土机构的身份运作。
叶风没有签署任何新的协议，只在一份内部备忘录的结尾处批了一行字：
“按流程走。”
没有解释按什么流程，也没有指定负责执行的团队。
战士集团北美分公司的管理层也在不动声色地变化。
CEO由一位在福特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前高管担任，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底特律的一次汽车产业论坛上，他提到“米国汽车工业需要稳定的动力系统供应”。
没有提到战士集团的名字，但他讲话时的PPT页面左侧，有一行小字标注着“战士集团北美分公司”。
论坛结束后，有记者问他是否认为外国供应商会影响美国汽车产业的安全，他的回答是：
“我在这行干了快三十年，稳定性比国籍重要得多，技术不会因为国籍不同而改变性能。”
这段话被几家行业媒体引用，但没有形成舆论热点，因为当天同期还有更抢眼的其他新闻。
军垦城持有的百分之四十九的战士集团股份，是叶风需要处理的另一个关键环节。
这些股份在法律上属于军垦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属于华夏政府体系的一部分，这让战士集团在米国始终带着一层“外国实体”的底色。
叶风想到的办法是让这些股份的权利和义务分开处理——股权归军垦城所有，但投票权和运营决策权通过一份长期协议委托给一个独立的信托基金，该基金在美国注册，由一位前联邦法官担任受托人。
这样一来，军垦城在法律上仍持有股份，但在米国政府的审查框架下，运营权已经脱离了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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