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零地站着，像一个被遗弃在海上的、正在等待救援的白色贝壳。
夫人看着窗外。她的头巾已经掀下来了，露出黑色的头发和那张年轻的、光滑的、被太阳晒成浅棕色的脸。
她的耳朵上戴着那对金耳环，脖子上戴着那条金项链，月牙形的银片在锁骨之间轻轻地晃动着。
“迪拜变了。”她说。“多了很多楼。多了很多人。多了很多——钱。”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不到半秒。但林锐看到了。
他记下了那个司机的脸——印度人，三十多岁，头发用发胶固定，灰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没有打领带。他的右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色的劳力士，表盘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土豪金的光。
车子开了大概四十分钟，驶入迪拜金融中心。
街道变窄了，两侧的建筑变高了，玻璃幕墙的颜色从蓝色变成了绿色，从绿色变成了银色，从银色变成了金色。
大楼的底层是奢侈品商店——爱马仕、路易威登、香奈儿、卡地亚——橱窗里摆着手袋、手表、珠宝，在聚光灯下像一堆堆被精心陈列的、等待被买走的、闪闪发光的尸体。
林锐看着那些橱窗，想起了十年前。
几前，他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的时候，在免税店的橱窗里看到过一块卡地亚的手表。金色的，方形的，表盘是银白色的，指针是蓝色的。
他站在橱窗前看了很久，然后看了看价格，然后走了。他买不起。他那时候口袋里只有两百欧元，在非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依靠。
他买不起一块卡地亚的手表。几年后，他买得起了。但他不想买了。因为他知道，那块手表不会让他快乐。不会让他安全。不会让他从米歇尔枕头下面的那颗子弹里解脱出来。
车子停在一栋大楼前面。
大楼的玻璃幕墙是深蓝色的，像一块被竖起来的、巨大的、光滑的蓝宝石。入口处有一个巨大的雨棚，铝制的，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白光。
门口站着两个穿着白色长袍的阿拉伯人，腰间挂着弯刀，手里没有枪。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在墨镜后面看着林锐的车。
司机把车停下来，转过头。“雷恩先生，到了。阿拉丁先生的办公室在顶层。他会派人在大堂等您。”
林锐推开车门，走下来。热浪扑面而来，像有人用一把巨大的吹风机对着他的脸吹。他把帆布包背在肩上，走到将岸身边。夫人从另一侧下来，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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