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师送来的八百里加急，才送到嘉峪关。
传令的驿卒全身都要散架，被通政使李一元安排休息。
徐叔礼问道：「通政使，要不要派人去前线传令？」
李一元摆手说道：「明日应该就能收到捷报了，准备派人回京师报捷吧。」
张圭不是庸将，克虏军又是精锐，如果还能败了，那真是没天理了。
李一元正在认真的翻看敦煌出土的文书。
他感兴趣的地方，倒不是那些藏在敦煌石窟中的文学作品。
他翻看的，反而是当年归义军留在石窟中的各种公文。
这些公文，包含了归义军控制西域时期，所实行的各种制度，也包含了当时官府的各种判决。
这其中有关《唐律疏议》部分的实践，更是被律法专家李一元视若瑰宝！
其实唐代和大明的司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
大唐是律令制国家。
大唐以《唐律疏议》为核心，建立了以「律、令、格、式」为法典体系的国家治理结构，并将这一体系提升到国家根本制度的地位。
律就是法律，令就是国家基本制度的法典，也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
格是皇帝敕令的汇编，皇帝可以通过敕令对法律进行调整，但是要形成新的法律，则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
式就相当于部门规章，也就是各有司衙门的规则。
律令为根本法典，格式为补充法规。
所以唐代的司法实践，最重视律令格式正文，而律令体系在理论上，至少在唐代前期，是高于皇帝制敕。
在唐太宗时期，太宗尤其强调，「律令格式，为政之本」，将律令体系视为治国根基。
他更是亲自建立政治默契，「其制敕不言永为例程者，不得攀引为例」，也就是君主虽有权立法，但不得随意破例。
但是大明就不是了。
大明是典型的律例制。
也就是「律例并行，例破律常」。
《大明律》为根本法典，修订需要非常复杂的程序。
因《大明律》难以应对新问题，朝廷大量增补「例」，甚至将六部「成案」提升为「现行则例」。
而且例可突破律文。
最典型的例子，朱元璋亲自制定的《明大诰》作为特别法，量刑严于《大明律》，后世也多有此类的特别法，且「例愈繁而弊愈无穷」。
李一元虽然修订过《大明律》，但是他本人却对律例制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如今民间健讼滥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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