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藩镇割据的情况就逐渐的消亡了，变成了短时期的叛乱，不能长久的割据。
正是因为文官体制的进一步规范和严格，所以文官对于武将这种先天上有世袭倾向的体系各种看不顺眼……
同时在郡县制度之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越是上层，越是有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往下的，到了乡县的层面，往往就是一言堂了。就像是不管是称之为道、路，还是府，在这个层面上都有好几个大员相互制衡，而在县么，就是县令一个人说了算。
至于县令和县丞，基本上来说虽然有相互制约，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时候两个人是处在相互妥协上的，因为两个人都知道，县令任期一到便会调走，所以没必要来一个就搞一个，除非是完全不知道变通，确实已经无法妥协的时候。
而从这样的一言堂机构成长起来的县令，又怎么会习惯高一层的各种制衡？所以越向上，便越搞事情，朋党的朋党，倾轧的倾轧，也就成为了文官制度的标配，那朝那代都不少。
同时，这种“郡县加六部”的模式一旦确定，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向外扩张……
因为这种制度，本身就是为了稳定和巩固所设立出来的，地方官员反感人员流动，因为这样的人员流动会带来大量的新生问题，这种问题往往也是地方官员所不能解决的，而中央朝堂也不喜欢人员流动，因为人员流动就不能确定收取赋税，就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来控制地方……
因此从上到下，都极度的厌恶人员流动，因此打压商业和严格控制人口流转，甚至将流民等同于奴隶和罪犯，也就成为了许多华夏王朝的国策。同时，因为边境往往人口稀薄，向外扩张的时候并不能像是其他地方一样可以获得足够的赋税收入，因此在面对扩张这件事情上，除了元朝那个怪胎之外，走“郡县加六部”的模式的王朝最终都自我阉割，失去了对外持续扩张的能力。
现在大比之后，斐潜就要吸纳大量的文官，同时将整个文官制度搭建起来，但是怎样才能更好的确保整个文官体系的凝聚力和进取心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历史上，儒家，或者说儒教，企图挑起这个的担子，家国天下，养浩然气等等，都是其中的一种模式和方案，但是很明显，这些最终还是失效了，松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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