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的时候，要么将其归档，要么一笑了之，多数不会从其中看出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更不会像是斐潜这样发散的思维关联，立刻将这一份报告的方向转到了百医馆去，设立驱虫的项目。
寄生虫病，并不是后世才有，死于寄生虫病的，也不仅仅是普通百姓。这个时代对于寄生虫的认知还不是非常的明确，甚至是因为斐潜的推行的军中卫生条例，才保证了当下骠骑军中的疾病和寄生虫现象没有那么严重。
如果说后世的人带着肉身穿越到了古代，就是一个活化的生化武器，那么古代的寄生虫就是能够将生化武器彻底消亡的大杀器，而且还是无药可救的哪一种。任何一个穿越者要是不小心喝了一口凉水，踏入一条水洼，都有几率感染上寄生虫，然后么……
在没有对应杀虫驱虫药的汉代，就只有等死罢！
当然，大多数的水源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尤其是北方，但是南方么，在历史上，不管是曹丞相还是猪哥亮，都已经是亲身实践并且证明了寄生虫的可怕。
这么说起来，曹丞相的偏头痛，有没有可能也是寄生虫？毕竟历史上曹操也是在赤壁待过的，感染上了寄生虫病也是有可能的……
汉代对于寄生虫病，大体上都是归到瘟疫一类当中的，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说，也确实有些像是瘟疫，一样的难防难治。
因此，在另外一份报告上，斐潜对于汝南的一批黄巾贼降兵，也是先做防疫处理，再行整编。
当看到这一份汇报的时候，斐潜也不免有些感慨。汝南的这一批黄巾贼倒下，代表着整个大汉从中平元年开始引导混乱的角色，也最终退场了，大汉上下，再无黄巾。
野心，或者好听一些，说是理想，亦或是更加高深一些，叫做主观能动性，便很有可能决定了一个人，或是一群人，能最终做那些事情，达到那样的高度。
而决定下限的，是规矩，是克制。那些事情可以做，那些事情不能做，不是想杀就杀，想干就干。当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没有下限的时候，往往也就高不到哪里去。
这种说法，虽然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是也反映出了一些道理。
至少在黄巾贼这一场乱剧之中，无数的百姓被煽动起来，然后就只会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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