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整个欧洲的形势逐渐发生著剧烈的变化时，米哈伊尔依旧在圣彼得堡过著貌似波澜不惊的日子。前段时间他的发言和行动对他的生活终究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那之后，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在举办舞会和沙龙时，邀请米哈伊尔的次数一下子就少了许多，很多人似乎都在观望米哈伊尔接下来究竞会走向哪一步。
毫无疑问，只要这位年轻的文学家愿意及时调转方向，向沙皇陛下承认错误并献上颂诗，那么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便会立刻重新接纳他。
但是很遗憾，米哈伊尔似乎并没有「悔改」的意思。
与此同时，在这种时候，那些依旧愿意邀请米哈伊尔参加舞会和沙龙的贵族，他们对待米哈伊尔的态度却是变得更加敬重和钦佩。
毕竟就像这句话说的那样：「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为了更多的人牺牲自己往往都是人类最高荣誉的一种体现，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同样是如此。
就像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非但不是政治上的湮没，反而是政治上的新生，他们因为领导了一场被镇压的起义而被流放，因此他们赢得了新的道德威望，被当作自由和改革事业的牺牲者，西伯利亚也由此在后来从一个政治荒漠转化成了欧洲共和主义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心舞台。可以说，十二月党人流放西伯利亚的故事是一个反败为胜的故事，他们被支持者崇拜，他们的道德权威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不断增长，在他们死后，他们将鼓舞下一代激进人士。
不久之后，赫尔岑将在俄国创办的反专制《北极星》杂志的刊头，就印著五名被绞死的十二月党人起义领袖的面孔。
在如今的俄国，自由派人数和支持农奴制改革的人数虽然比较少，但绝非没有，甚至许多人都称得上位高权重，还有一些王室成员。
从这个角度来说，欢迎米哈伊尔的人虽然少了，但真正重视他的人反而是变得更多了。
面对这种处境上的变化，米哈伊尔倒是乐得清静，唯一让他觉得有些麻烦的还是来自第三厅的监视，虽然躲开这些人问题不大，但他们对跟米哈伊尔交往的人还有一些活动的监视却是实打实的。好在是米哈伊尔这段时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动作，针对他的监视已经松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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