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克里米亚无战事》，书中对底层士兵命运的冷峻书写令这位以铁腕著称的君主「抑郁而终」。
一个作家用一本书杀死了一个皇帝。这一因果链条因过于简洁而获得了强大的传播力，被多部通俗历史著作收录为趣闻，亦成为英法媒体嘲讽俄国专制体制的常用素材。
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早期，严肃史学界对此说几乎一致报以冷眼。多数历史学家将其归入「奇闻逸事」的范畴，与「彼得大帝的假面舞会」或「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人名单」同列，视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非值得认真对待的史料。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莫利爵士在1880年代的一次讲座中曾以「俄国人把沙皇的死因归咎于一本英国连载小说，正如罗马人把瘟疫归咎于基督徒」一语带过，这一轻蔑的类比，大致代表了当时史学界的共识。俄国史学界的态度则更为审慎，但也倾向于将这一说法视为「西方报纸的恶意杜撰」。
然而，随著二十世纪后期至二十一世纪初沙皇俄国档案的逐步开放与系统整理，这一长期被置于史学边缘的说法，开始显露出令人无法忽视的史料痕迹。
最为关键的证据来自宫廷侍女安娜·丘特切娃的日记。安娜·丘特切娃自1853年起在宫中任职，其日记被公认为研究19世纪俄国宫廷生活的重要史料。在1855年初的一条日记条目中，安娜·丘特切娃以直白的笔触记录道：「小说加重了沙皇的抑郁情绪。」
她在另一处将尼古拉一世描述为「贵族中的堂·吉诃德，凭借著自己的精神和信念，抛弃一切，与历史打一场无谓的战争」。
安娜·丘特切娃的记载之所以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在于其日记的私人性质它并非为发表而作，因而较少受到官方叙事的规训。
更具分量的是御医曼特的证词。据曼特多年后移居德国时的口述，沙皇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精神状况越来越糟，有且不止一次地向他提起过这位文学家，曼特甚至怀疑这是沙皇最终在精神上彻底垮掉的诱因之一————
伦敦的政治地震与圣彼得堡的宫廷抑郁，在1855年初的同一片欧洲天空下同步上演。米哈伊尔的小说恰好坐落于这两场风暴的交汇点上。它既是在伦敦撬动舆论的杠杆之一，也是被送入冬宫，送到沙皇的案前。
它在两个首都同时生效，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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