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八成就是要问他何时驾崩，而表达想自己尽快驾崩的事。
弘升操纵礼部，不想让他用乾隆年号，更是对他威严的严重挑衅。
他如果真的放纵，那只会被认为是好欺，坐在这个位置上，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能有妇人之仁的！
但弘历也知道，他不放纵，继续严厉追究一些宗室的过错，又会让天下人产生别的反应，即认为他会跟雍正一样，继续对内行严政，实现高压政策。
而这种反应，又会带来另外的副作用。
弘历圈禁弘升抓了弘皙府上妖道的事，很快，的确在朝野间不胫而走。
这让许多王公大臣更加确认，弘历还是要延续雍正的严政风格。
所以，在赛尔图弹劾弘升，弘春举报弘皙接触妖道后，许多王公大臣也跟著互相攻讦举报。
乃至，有小人继续按照讨好雍正的方式讨好弘历，即以追补多少亏空，垦荒多少田亩，抓捕多少抗税刁民劣绅来标榜自己的忠诚精干。
正红旗汉军都统李禧也给自己同党河东总督王士俊在信中说：「今上依旧遵循太上皇之政，不必改变旧策，一切以严追狠抓为上，方能简在帝心！」
王士俊收到此信后，也就信以为然。
因为，他自己也同时收到了来自京城的其他消息。
所以，在代替田文镜，被雍正任命新的河东总督的他，而一贯在河南、山东一代延续田文镜在任期间政策，把垦荒田亩数额以少报多后，就继续这样做。
他依旧对报垦荒田亩少的州县官予以申饬，给报垦荒田亩多的州县官予超迁。
这也就导致河南、山东一带被变相增加了税赋。
毕竟，你既然垦荒增加如此多，那朝廷收的田税自然也跟著得增加。
但实际上，又没有垦荒增加多少亩田。
所以，那整个河南、山东的士民也就被变相增加了税赋。
而为了不让朝廷知道这里面的真相，地方官自然还得勾结有话语权，有力量让朝廷知道真相的地方士绅一起隐瞒。
而要让地方士绅愿意一起隐瞒，地方官自然还得给士绅免税赋，给他们好处。
这样一来，增加的税赋就只加到了百姓身上。
甚至，原本的税赋也变成了只由百姓承担。
这让更多百姓流离失所，被迫卖田，反而加剧了兼并。
这样一来，就让鼓励垦荒的政策，在如此过度执行后成为了累民苛政。
事实上，雍正朝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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