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军中恐生疫疾，还不等天子如何处置，丞相便已把大军处置疫病的经验贡献了出来。
首先，自然是命军士筛选出军中可能已感染疫病之人。
其次，则是将有疫病症状之人及与之同帐之人，全部迁离原来的住地，搬到水源下游集中安置。
最后，就是发放一种可以驱逐役病的“驱疫散”，让有疫病症状的人佩挂嗅闻。
这种“驱疫散”由雄黄、硼砂、硝石、苍术、姜粉组成，成本不算高，据说效果还行。
而军中六百石以上官吏，则在驱疫散中额外加上麝香、牛黄，日夜佩挂，预防疫病。
此外，加上熏烧艾草，病患日饮姜汤草药，大体就是如此了。
南中多瘴气，这些都是丞相征南中积累出来的宝贵经验。
对于当下这个对疫病的认识普遍还非常唯心的时代来说，知道得了疫病需要隔离，就已经超越绝大多数人了。
没办法，这时候的人，对瘟疫的认识大多还很原始。
绝大多数底层人认为，这就是瘟神在作祟。
于是家里有点余财的，便会去当下最具权威的五斗米教仙师那里求来符咒。
或是在悬于门前，或是直接烧成符水饮下。
治好的人都说灵。
于是这种“瘟神”的观念愈发根深蒂固，五斗米教也就愈发权威。
甚至隐隐超过了传统的“跳傩驱疫”仪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迷信五斗米教。
但部分有识之士则认为，得不得瘟疫是出身贫富决定的，而瘟疫发生的原因，则是阴阳失调，寒暑反常。
曹植就在著作《说疫气》中哀其不幸道：
“有人认为瘟疫是鬼神作祟。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染疫病身亡的，多是穿粗布衣、吃野菜、住在荆条茅草搭成的破屋里的贫人。
“而那些住在深宅大殿，钟鸣鼎食的门第世家却很少遭殃。
“这分明是阴阳失调，寒暑反常引发的灾异，可愚民却想靠悬符压之，也是可笑之事。”
如曹植这般，持“阴阳失调带来疫病”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他们大多也隐约知道，不能与染疫病之人接触。
但这种不能接触，仅仅局限在肢体上不能直接触碰，却不晓得疫病还会通过空气、唾液、被污染的水源进行传播。
同样死于那场建安大疫的司马朗，即司马懿的大兄。
军中大疫，他却亲自视察，给染病军士派送医药，染病而亡。
然后亲征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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