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争得恨不得打出对方脑子来，可刘禅与丞相一旦拍板，那么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而这样的争论在下一次军议还会继续。
刘禅已经借着魏延与杨仪军中之争立了规矩，军议是就事论事，不得掺杂个人私怨。
至少不能明目张胆掺杂个人私怨，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一点，魏延与杨仪在打长安的时候就执行得不错，再没明争。
按刘禅前卫的说法，这叫作集体决策，保留意见，坚定执行，也叫作民主集中制。
之所以有『集中』二字，便是因为军事行动的最后拍板权只在领军的大督及朝廷指定的一名大将、一名参军之间。
当然了，这是大兵团作战。
别部小军团作战的时候呢？
当负责具体统兵作战的宿将，与负责参谋及沟通军团上下的参军之间发生分歧争议，听谁的？
就像街亭之战的时候，王平等将校再三向参军马谡建言，说万万不能弃城上山，这时候该听谁的？
原来是听参军的。
毕竟参军之职之所以设下，便是为了防止军阀出现，让代表了朝廷与相府意志的参军来领导军队。
这是制度化问题，必须让国家军队依靠制度运转，而不是依靠某个名将、悍将运转。
而一旦把决策权交回到将军手上，那就回到原来的老路子上了，是制度的退化。
但在马谡街亭之败后，让参军来决策还是让将军来决策，赫然在军中产生了极大的争议与分歧。
国家儒臣自然坚持让参军决策。
而军队自然力争将军决策，不能让未必知兵的参军来指挥将军们执行具体的作战任务，再重蹈一次马谡街亭覆辙。
而如此争议分歧，在刘禅与丞相充分地交流过后，在岁首建元改年时终止了。
天子与相府联合颁布正式诏令。
将原本的『参军有停止将令执行之权』，
改为『在有争执的情况下，迫在眉睫的战役决策由将军决定，战略及人心思想问题由参军决定，且作下决定后要立即向上汇报说明，也要召开军议让军司马以上尽皆知悉』。
按刘禅的说法，这是充分尊重军事规律，充分赋予军事将领临机决断之权，也是参军、宿将集体领导下的军政分工负责制。
所以说，像刘禅这样的不知兵之人在前线领军作战，做好战略及政工工作就行，将军们在战场上把仗打赢了，功劳、威望自己就来了。
自从去年步骘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