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批红方能成为决策，但没有内阁票拟的中旨传出被视为不符合程序，六科可以封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皇帝只是执行了阁议的决定。
中国向有“大事必集议”的传统，即君主和大臣集体议论国事，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秦汉时期已发展出了一套皇帝和羣臣讨论决策的机制，这种机制到了唐代更加成熟，到了明代已经发展成为廷议，也就是集议。
根据决策的内容、参与人员和集议地点的不同，有朝议、阁议、廷议、部议等形式，但其实都算廷议的一种。
其中部议主要是六部将皇帝交付的有关本部的奏章，进行部内的讨论和议决，提出具体处理意见。
阁议主要讨论超越六部和九卿职权所辖的政务，提出对策，大致而言，阁议讨论的是国家日常政务中出现的问题。
更为重大的决策则须提交廷臣集议，即朝议、廷议。
所有这些集议的结果都需上奏，由皇帝做出最后裁决。
做为商议重大机要决策的廷臣，则是指朝会上有资格进殿的那一小拨人，也就是朝廷三品以上文武官员。
虽然不管是廷议还是阁议，最后的结果都需要皇帝“圣裁”，但因为明朝中后期独特的政治体制，皇帝对于阁议和廷议的结果，一般都不会反对，而是会选择认可，因为这代表朝廷的决议。
应该说，魏广德做出皇帝可能希望通过廷议来确定对蒙古的态度，对内阁几人来说都是最为不利的结果，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在这件大事上发挥作用。
但是廷议的结果，也是最有效的，封堵朝臣嘴巴的。
<divclass="contentadv">因为一旦一项事物由廷议得出结果，其他官员，甚至是科道言官都必须闭嘴，只能无条件接受廷议的结果。
就算有意见，也只能保留。
连高拱都认可了魏广德的猜测，张居正和殷士谵自然也不会有怀疑，于是内阁诸人都知道，在皇帝正是下令廷议前，他们只能尽可能多的拉拢支持他们的官员，保证在廷议时能获得胜利。
而此时，宣大总督王崇古派出的使者鲍崇德也走进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大营，大营的中间是一个巨大的蒙古包。
但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新奇的，蒙古人的大营都是一样的，首领的营帐往往就是整个大营里最豪华、气派的营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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