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所需普通货物，按照国朝制定的三十税一进行征收，而对奢侈精品，则采用十税一。
“税制及分摊商税，都是早年间定下来的，现在大明各地变化甚大，各地生产的商品早就不是国初那会儿的情况。
国初那会儿，什么都缺，现在则是商品产量增加不说，许多地方也有新的商品产出。
原来定下的商税，早就不合时宜。”
朱元璋定下的大明税制，其实很操蛋的一点就是定额。
这个定额不是根据贸易量多寡计算的定额，而是一个地方商税如果定下一百两，那就算贸易量增长百倍、千倍，他还是只能征收一百两银子的商税。
这也是大明从建立到灭亡，国力增长再多，于国家财政而言，居然没有半点影响的原因。
朱元璋终究目光短浅了些，没考虑到时代变迁可能引起的变化。
而大明的商人，那真是便宜占尽。
或许国朝之初的商税，在当时确实按照三十税一进行征收。
可到了中后期，商品产量增加后，怕是百税一都没有。
手工艺品产量可以增加，但田地产出确实基本不变的，所以朱元璋重视的农耕反而有点税赋没降，商人则是占尽便宜。
“我看张尚书的奏疏就很不错，既不增加官府负担，也能让户部有长远进项，而且还考虑到民生，对百姓生计影响几乎忽略不计。”
魏广德说的，自然就是对百姓真正使用的普通商品征税三十税一。
“对于商贾，朝廷征收的税费，其实最后不也是买家买单，并没有从他们身上获取什么。”
魏广德说这话，也是在提醒张四维，户部加收的换帖银，最后其实还是消费者在承担这部分税收，并不是让商人出银子。
好吧，张四维也只是刚看到这份奏疏，所以本能的以为是户部要对商人加税。
可是他却忘记了，商人承担的税收，其实最后都是转嫁给消费者，他们居中才不会承担什么损失。
而对地方，其实明万历年间关于矿税为代表的争夺，本质上就是万历皇帝在抢地方征收的商税。
各地商税是定额，不能超收，就算有多的，也是官员们私下里笑纳了，并不会登上官府的账本。
万历皇帝派出税官到各地征收矿税等商税，就是从官府本就不多的商税里抢钱，导致官府收入减少，自然遭到文官集体反对。
地方官员可不会把可以放进自己口袋的钱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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