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历代御封的各位亲王名下“王田”，才无须向朝廷缴纳田赋正税，除此之外的一切人等，都不得蠲除矣。
明代的“士绅优免政策”始见于洪武朝，据《太祖实录》载“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
由此可见，优免的只是官员之家的徭役，而“有田土者输租税外”这句话，更表面即使是朝廷官员，也要缴纳朝廷的田土正税，而后才免去其余全部徭役。
而“百司见任官员之家”这一句也表明，有资格享受优免的只包括在京城任职的朝官，并不包含外放的地方官员，也不包括那些退休致仕的官员，更不用说什么进士、举人、秀才了。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弘治十八年开始便明确“见任及以礼致仕官员照例优免杂泛差徭”，从此以后，致仕官员也享受朝廷的优免政策了。
后来，朝廷优免政策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了嘉靖二十四年修订《优免则例》时，更是明确划定了“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外官减半；举、监、生员免粮两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的规定。
自此以后，更连中了进士、举人、秀才的家庭都一样免除徭役，这种扩大化的优免，使人数众多的升斗小民负担愈加繁重。
而这里提到所谓的“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其实指的还是免除附着在人丁田亩上面的泛杂徭役，与其应该缴纳的田赋正税，完全没有一分钱的关系。
大明朝的优免正常从始至终，都指的是田赋正税之外的各项徭役，从来就没有包含过田赋正税一说。
可一旦到了“优免政策”的执行层面，就完全彻底地脱离了朝廷《优免则例》的规定范围，虽然在大明朝的优免一直都只包含徭役，从未包括过田赋的正税。
但是，到了具体的执行层面上，各府、州、县治下乡绅们会运用各种超乎想象的手段，通过和知州、县官吏相勾结，既不服朝廷徭役，也不缴纳田赋的正税。
如此一来，所有的劳役和赋税就全都集中在名下没有几亩薄田的广大贫苦农民手中，也因此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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