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幕里亮得惊人。
我们极少谈过去。偶尔提及，也如蜻蜓点水。
“你小时候，”我一边给蒜苗松土，一边随口问，“也帮你爸看病？”
他正用小铲子清理一株杂草，闻言动作微顿，铲尖在土里划出一道细痕。“嗯。记药名，碾药粉，跟着他走夜路。他背药箱，我提马灯。”
“怕吗？”
他直起身，抹了把脸上的雨水——那天又下雨了。“怕。但更怕他摔倒。路滑，他腿有旧伤。”
我心头一跳，没再问。
他亦不问我的城。只有一回，我整理老屋阁楼，翻出一只蒙尘的铁皮饼干盒，里面是我中学时代的日记本。其中一页，我写道：“今天又梦见爸在晒场上追我，我跑得好快，可怎么也甩不掉他踩在麦粒上的咯吱声……”我合上本子，指尖冰凉。沈砚恰好来送新配的驱虫药，见我神色不对，只递过一个小纸包：“晒干的艾草和苦楝皮，泡水喷苗，比农药温和。”
他没看我，目光落在窗外那片正抽穗的玉米地上，穗子在风里轻轻摇晃，像无数支等待启程的小船。
日子在泥土的呼吸里悄然流转。我的坡地渐渐有了模样：春末，紫蒜苗青翠欲滴；初夏，糯玉米吐出粉红的须，苞叶一天天鼓胀；盛夏，薄荷铺成一片流动的绿雾，风过处，清凉的气息弥漫整个坡地。我学会看云识天气，听蛙鸣辨墒情，甚至能凭着土壤表层细微的龟裂纹，预判三天后的降雨。
而沈砚，成了这片土地上最沉默的见证者与最精准的校准者。他像一株深根植物，不喧哗，不争抢，却以一种近乎本能的专注，校正着我每一次用力的偏差，抚平我每一处认知的褶皱。
直到那个蝉鸣嘶哑的午后。
我蹲在玉米地里，正用小刀剔除病叶。阳光毒辣，汗水流进眼睛，又涩又烫。忽然，一阵剧烈的眩晕毫无征兆地攫住我，眼前发黑，耳中嗡鸣，手里的刀“当啷”一声掉进土里。我本能地想撑住身旁的玉米秆，可指尖刚触到那粗粝的茎，整株玉米竟猛地一颤——不是风，是地在动。
我抬头。
沈砚就站在田埂上，脸色惨白如纸，右手死死攥着左小臂，指节泛出骇人的青白。他整个人绷得像一张拉到极限的弓，下颌紧咬，额角青筋暴起，豆大的汗珠沿着鬓角滚落，砸在脚边的干土上，瞬间洇开一个个深色小点。
他没看我，目光死死钉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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