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说了，地，我陈砚要了。他答应再宽限半月。”
风停了。虫鸣也停了。世界只剩下他胸膛起伏的微响，和我自己擂鼓般的心跳。
“为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发颤。
他没立刻答。目光落在我沾着麦茬和泥土的手上，停留片刻，才抬起来，直直望进我眼里：“因为这片土，埋过你阿婆的槐树籽，长过你爹第一茬麦子，也……踩过我们十七个春秋的脚印。”他顿了顿，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低下去，却更沉，“林晚，我想让这些脚印，再深一点。”
那一晚，月光如水，麦茬如针，而我的心，像被那句“再深一点”凿开了一道缝，有光，有风，有久违的、汹涌的暖意，汩汩灌进来。
后来，地保住了。陈砚没食言。半月后，他真凑齐了钱，签下了属于他的地契。那张薄纸，他没收着，而是郑重地交到我父亲手上。父亲枯瘦的手抖得厉害，摩挲着纸上的墨字，久久说不出话。最后，他抬起眼，看着陈砚，那眼神复杂得像翻耕过的黑土——有感激，有愧怍，还有一种沉甸甸的、托付的重量。
自那以后，陈砚开始真正地、一锄一锄地侍弄那块地。他不再只是那个安静的少年。他学着父亲的样子，看天色，测墒情，翻地、耙地、耩地，动作起初笨拙，肩膀被锄把磨破了皮，渗出血丝，混着汗水和泥土，结成暗红的痂。我常去帮忙，递水，拾掇断掉的麦茬，有时也学着挥锄。他从不催我，也不多话，只在我累得直不起腰时，默默接过锄头，替我多翻一垄。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斜斜地铺在新翻的泥土上，交叠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土地是公平的。你俯身亲吻它，它便捧出果实。第二年秋天，那块地竟比往年多打了三斗麦子。金灿灿的麦粒堆在晒场上，阳光一照，像铺了一层流动的碎金。陈砚蹲在麦堆旁，抓起一把，任麦粒从指缝间簌簌滑落，脸上没什么大喜，只有一种近乎虔诚的平静。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被汗水浸湿的鬓角，看着他沾满麦芒的后颈，忽然觉得，这方土地，终于把我们牢牢系在了一起——不是靠契约，不是靠恩情，是靠共同弯下的腰，共同流下的汗，共同守候的晨昏。
然而，土地也从不掩饰它的残酷。它记得所有馈赠，也记得所有索取。
十九岁那年，一场百年不遇的伏旱来了。整整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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