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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山从挎包里掏出水壶，递给周小川。水是温的，带着塑料壶的味儿。周小川喝了一口，舍不得多喝。哨所用水全靠每周一次的补给车，每人每天定量三升，喝、用、漱口全在里面。
“班长，你在这儿十二年，咋待得住的？”周小川忍不住问。他想念家乡的青山绿水，想念湿润的空气，甚至想念城里恼人的堵车和霓虹灯。
杨大山没立刻回答。他走到界碑前，伸出手，手掌贴着碑面。花岗岩被太阳晒得滚烫，可他的手心更糙，老茧摩擦着石头，发出沙沙的轻响。
“看见这碑了吗？”他说，“它底下，埋着东西。”
“啥？”
“我爹的烟斗。”杨大山的声音很平静，“他是工程兵，六十年代来修这条路，病倒在这儿。临终前，他跟我说，娃，爹回不去了，你把爹的烟斗埋在这碑底下，让爹看着这条路。”
周小川愣住了。他看向脚下，黄沙漫漫，看不见任何标记。
“不只是我爹。”杨大山的手还贴在碑上，像在感受它的温度，“1950年，第一支勘界队在这里立碑，三个战士迷了路，再没回来。1976年，大雪封山，补给上不来，老班长带着人扒骆驼刺的根吃，最后活下来的，只剩他一个。1998年，沙暴，哨所被埋了一半，是当时的指导员用身体挡在门口，让新兵先钻出去...”
他顿了顿，转过头，看着周小川：“这戈壁上，每一粒沙子，都听过誓言；每一块石头，都见过牺牲。你觉得荒，我觉得厚。你觉得空，我觉得满。”
风从戈壁深处吹来，卷着沙砾，打在脸上生疼。界碑沉默地立着，在无边无际的黄沙中，像一枚钉进大地的钉子。
回到哨所，已是傍晚。太阳西沉，把整个戈壁染成血红色。炊事员老赵——其实也就三十出头，但在哨所兵龄仅次于杨大山——正在做饭。所谓饭，就是罐头肉炖土豆，加点脱水蔬菜，主食是压缩饼干。
“小川，来，帮个忙。”老赵招呼他。
周小川走过去，看见老赵从库房深处拖出个木箱，打开，里面是些瓶瓶罐罐，装着种子。
“这是...”
“菜种。”老赵小心翼翼地捧出个玻璃瓶，里面是些干瘪的茄子籽，“咱们哨所后面，不是有片小洼地吗？我寻思着，试试能不能种点菜。”
“这儿能种活？”周小川怀疑。他见过那片洼地，除了几丛骆驼刺，什么都没有。
“试试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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