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女主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夫人，适时地转换了话题，说起即将到来的秋季舞会筹备。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积极参与到关于礼服和音乐的讨论中，仿佛刚才那瞬间的尴尬从未发生。
如果有人不识趣，非要讨论《Pi》的隐喻，那么他会发现，朋友们会突然集体失聪，然后找借口迅速从他身边散开；
或者在沙龙里，会有一位德高望重者严厉地斥责他谈论「如此低级、耸人听闻且毫无根据的臆测」。
人们不争论，不谈论，不猜测。他们用沉默，把那个被莱昂纳尔揭开一角的真相，牢牢挡在外面。
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自我保护。
而在法国，反应也差不多。
马拉美沙龙里的诗人、画家和评论家们，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同样陷入了沉默。
他们比美国读者更早地从那座「食人岛」和「三干二颗牙齿」中感受到超现实的恐怖，而当最后的线索—
船上的牙齿、头发、污渍出现时，那种从奇幻跌入黑暗的落差，让他们感到了强烈的精神冲击。
这不是他们熟悉的象征主义或者诗意的朦胧美，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人性深渊。
当有好事者询问马拉美本人对《Pi》结局的看法时，这位象征主义大师只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无可奉告。」
《费加罗报》的文学评论栏目也罕见地没有对《Pi》的结局发表任何评论，只是简单提及「《Pi》已连载完毕」。
《高卢人报》则含糊地称其为「一部引发复杂思考的航海故事」，然后迅速将篇幅转向对柬埔寨殖民新条约的赞扬。
巴黎的咖啡馆和沙龙里，人们更愿意谈论萨金特和他的《高特鲁夫人》，谈论天气，谈论即将到来的赛马季。
至于《Pi》和那个印第安少年，以及救生艇上可能发生的事，成了大家默契避开的话题。
两个国家的文化界，似乎都在一夜之间患上了对《Pi》的「失语症」。
然而，这种沉默的抵抗，在第二天就被彻底击溃了。
1884年7月4日，纽约，刚起床的市民们像往常一样，从门廊或报童手中接过当天的报纸。
很快他们就发现，《纽约太阳报》、《纽约论坛报》、《纽约世界报》——头版下方，都刊登了一则「声明」。
这则声明格式严谨、用语精当，完全就是一篇由律师起草的正式文件。内容则让所有人都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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