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但第二要求对他来说就有些挑战了——在19世纪末的语境下，特别是全面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无论英国还是法国，传统家庭关系都面临极大的挑战。
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家庭伦理，已经面临颠覆甚至解体。
就像在200年前的英国，再狠心的父母，也不会面临是把6岁的孩子塞进烟囱里去除灰，还是塞进矿坑里挖煤的选择。
同样的，在法国的传统社会里，家庭是经济单位，财产的主体是土地，大多数成员共同生活、劳动，所以“亲属义务”观念很强。
无论亲属经济状况如何，家庭成员有长期、稳定的相互扶助责任
到了于勒被“流放”到美洲的时代，达尔芒司家的经济来源不再是土地，而是薪酬，成员之间的互相依赖减少了——所以他显得格外“十恶不赦”。
若瑟夫一家对于勒的“视而不见”，金钱固然是一大因素，背后也有不能忽视的社会原因。
如何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语境当中，重构家庭伦理，是这个时代许多文学家、哲学家思考和探索的事情。
莱昂纳尔虽然拥有超越时代150年的见识，但是也未必能在区区一篇文章的篇幅里，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他放下信纸，踱步到窗边，俯瞰着巴黎的街景。
马车辚辚，行人匆匆，这座“欧洲的首都”的脉搏在工业与资本的引擎驱动下跳得越来越快。
他此刻看到的不是浪漫的街景，而是无数个于勒叔叔、无数个菲利普夫妇、无数个若瑟夫……
当然还有自己那个倒霉的邻居，格林海特先生——如果是在100年前，他可能根本不需要用枪轰掉自己的脑袋。
他甚至想到了自己：一个阿尔卑斯来的乡下小子，在巴黎独自求学，又一夜成名；他与远在阿尔卑斯的索雷尔家的联系纽带，其实也非常脆弱。
理论上，他甚至可以不用每个月给家里寄那150法郎，毕竟上骗子的当与他无关，他还尽了提醒的义务。
那是什么驱使他近乎本能地承担了这种原会摧毁他人生的义务？
哪怕莱昂纳尔在那个时代是《我的叔叔于勒》的读者，而在这个时代又是它的作者，之前他都没有对这篇如此深入地思考过。
他发现自己原来并不懂《我的叔叔于勒》……
直到此刻，他也才感受到那些看似冷酷或者温情的笔墨下，那些虚构的人物发出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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