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接下来几天，关于“法国佬索雷尔才是英国穷人的保护者”的报道，越来越多。
《帕尔摩尔报》登了一篇长文，标题是《两便士的绅士——索雷尔先生在伦敦》。
时隔一年，文章再次详细写了莱昂纳尔如何在弯镐酒吧读报、写信，如何帮助各色穷人。
还特别提到白教堂的请愿信，说这封信后来真的起了作用——
市政厅派人调查，确认卫生状况恶劣，拨款改善了供水；还特地在码头做好了隔离，没让霍乱扩散开。
文章最后写道：
【当一些报纸指责索雷尔先生用小说“腐蚀”英国青年时，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位法国作家在伦敦短暂停留期间，用他最宝贵的天赋——文字——帮助了许多英国最底层的人民。
他倾听他们的苦难，书写他们的心声，而且只收取微不足道的两便士。
这是否比在报纸上高谈“帝国精神”更体现人道价值？请读者自行判断。】
这篇文章被许多小报转载。
很快，伦敦的普通人——工人、小贩、主妇、学徒——都知道了：
那个写《加勒比海盗》的法国人，在伦敦时帮过很多穷人！
沿着泰晤士，分成了两个伦敦，互相之间都不理解对方。
西区的俱乐部里，绅士们不以为然。
“帮穷人写信？慈善行为值得赞赏，但这和他小说的危害是两码事。”
“那些小报就爱煽情。”
“底层民众容易被感动，一封信就让他们忘了大局！”
“这就是他们永远无法成为我们这样的精英的原因！”
但在东区、在南华克、在白教堂，人们的看法截然不同。
弯镐酒吧里，老吉米把《每日纪事报》的文章钉在墙上，每个进来的人都能看见。
肖恩·奥马拉每晚都来，看见那篇文章就笑：“这才是人话！”
他成了酒吧里的“权威”——因为文章里提到了他。
人们围着他问：“市政厅真来装水管了？”
肖恩·奥马拉伸出手，竖起三个指头：“真的！多了三个公共水龙头。虽然还不够，但比之前强。
至少取水的时候，大家不用打起来了。”
“是邦德先生那封信的功劳？”
“我不敢说全是。但信递上去，他们总得看一眼。看了，就知道情况多糟。
后来邦德先生身份暴露，报纸一报，他们压力大了，才肯掏钱。”
有人感慨：“一封信，能换来几个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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