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的则只有少许肉，不能喝酒。
为了刹住官场公款吃喝风，一些朝代颁布了限制公款吃喝的规定。汉景帝时制定法令，凡到地方后接受公款招待的官员，一旦被发现立即免职。后来下面反映这种处罚太重，刘启接受丞相申屠嘉等人的建议，于公元前156年阴历七月份重新下诏：凡接受吃请的官员，餐费自理，吃多少赔多少，但不再免职。
北魏献文帝规定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判处死刑
最严苛的要算是北魏献文帝，他规定官员到地方巡视，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也就是判处死刑，同席吃喝者也有胁从罪名。
宋代官员“下基层”一律供应“券食”，超标受罚
在吃喝风最盛、甚至将之制度化，变成官员福利的宋朝，也曾立法整顿吃喝风，而且堪称历朝历代中立法最为详细的。具体到什么岗位的人不能接受吃请、什么时候不能吃请，这大概与宋朝大吃大喝之风盛行有直接关系。
宋代的《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卷七)“监司巡历”里，列出了操作性很强的条例，凡“下基层”公干、外出视察的官员，都有统一的就餐标准，一律供应“券食”，超标受罚，随同吏员也不例外。如果官员接受地方吃请，或是超标消费，将会被处分，甚至法办，即所谓“送法”。
据《庆元条法事类》记载：两宋时除规定“诸道守任臣僚，无得非时聚会饮宴以妨公务”。而对于官员吃喝时妓乐助兴，朝廷更有限制：除“州郡遇使命经过应官侍者”外，各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岛公筵若假日，而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职制敕》规定各官“预妓乐宴会者各徒二年，不应赴酒食而辄赴各杖一百”。知湖州刘藻，因“在任专事筵宴，库帑告竭”，被降职罢官;干道五年，新知峡州郭大任，因被揭原在袁州任内“日事饮宴，殊不事事”，被撤除任命;淳熙三年，知嘉州陆游，因“燕饮颓放”被撤职;淳熙十四年，知平江府王希吕与祠禄官范成大、胡元质常相聚宴，“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宋孝宗怒而诎之。”
“四菜一汤”有效制止了“吃喝风”
这些制度虽然在某些节点和事件上起到了约束作用，却无助于改变整个官场风气，大吃大喝贯穿于两宋，直至灭亡。更值得思索的是，明朝从一开始就对公款吃喝予以极大约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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