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搁置，一头扎进了复旦园深沉的学术氛围里。
他重新出入图书馆、资料室、文史楼，身影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与故纸堆中。
1980年的中文系研究生培养，与后世相比，有著鲜明的时代烙印和独特气质。
课程设置上，「专」与「通」并重，但更强调扎实的文献根基。
必修的几门主干课如《中国文学批评史》、《文献学概论》、《文字音韵训诂》，授课的老先生们水平不必多说，一堂课下来，板书往往是竖排繁体，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要求学生对原典的熟悉程度近乎苛刻。
背故纸堆成了许成军的一大难题。
选修课则相对灵活，但方向集中，如「宋代诗文研究」、「明清小说专题」、「近代文学思潮」等，都是导师根据自身研究专长和学界热点开设，精深而具体。
论文写作是重中之重，但此时的「论文」概念，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治学」。
选题往往要求从具体的文献、版本、作家个案或文学现象入手，强调「小题大做」，反对空泛的议论。
开题报告往往是一份详尽的资料长编和初步的考证结论。
之前，导师朱先生对许成军《宋代文人尺牍的情感表达与私人空间建构》一题的批覆，密密麻麻写了半页纸，核心意见是：「情感需从字里行间析出，空间要在往来脉络中勾画，忌架空而论，忌以今律古。」
研究方法上，文史互证、考据与义理结合是主流。
解读一首诗，不仅看文本，更要查作者年谱、交游网络、时代背景；
分析一部小说，版本校勘、成书过程、评点流传，皆是必做的功课。
理论工具则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古典文论（如《文心雕龙》、《诗品》），以及有限的、经过译介的西方古典文艺理论和苏俄别、车、杜体系。
系统性的西方现代文论大规模引入尚需时日。
但在朱先生这样学贯中西的学者指导下，许成军有意无意地接触一些影印的英文论文。
为未来抢占学术解释权占据先机。
什么你的我的，东的西的。
我说的，就是中国传统~
这种研究方式，对许成军而言，一开始是带著任务感的回归，但真正沉潜其中后，竟品出别样的兴味来。
剥离开「天才作家」的光环，卸下「回答时代之问」的迫切，纯粹地面对那些泛黄脆裂的纸页、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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