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恶面貌的听众们，这里根本没有人在乎东盟公民的死活，大部分人的心中只装着自己的生意，“他们相信杀人犯是由于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而被迫反抗，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公民终归占大多数的。他们幻想着自己可以成为那样一个用暴力活动震慑敌人的高大角色，从来没意识到他们可能只是被心怀暴戾的罪犯随手杀掉的路人。”
然而，麦克尼尔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如果这样的案例只是孤立事件，被谴责的应当是罪犯本人；但类似的事例越来越频繁地成为公民的无奈反抗时，仅仅批评他们给其他公民带来的伤痛反而变得不公正了。导致更多原本能够安分守己地生活的公民最终选择走上犯罪道路的正是处处令人窒息的时代，更先进的方法只能不断地抓获更多的罪犯甚至从源头上把所有潜在罪犯送进监狱，却不能阻止环境催生更多的罪犯。
桑松游离在外的姿态引起了一些嘉宾的关注，他们很快辨认出了桑松的身份，知道这位受到兴亚会重用的闻名遐迩的学者是兴亚会治理东盟的理论专家，便纷纷凑上前来寻求桑松的认同。也许桑松这时候需要一个能够体面地帮他赶走一群苍蝇的朋友，阮文启的出现解决了桑松的难题。
“吴苏拉还在那边讨论清理罂粟种植区的事情。”他先对着桑松解释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相同的，想养活更多的人口，提高粮食产量是必须做的工作之一。”
说到这里，阮文启才忽然意识到站在桑松左右的两名白人可能是桑松的随从。桑松主动向着对方介绍了麦克尼尔和伯顿的身份，而阮文启为桑松雇佣了白人充当秘书感到惊奇。非亚洲人在兴亚会的语境中永远不值得信任，除非有特殊的理由（比如掌握了某些至关重要的理论和技术）。
“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除了让公民远离饥饿之外，还得提高生育率才行。”桑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关键，“东盟的公民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我们这一代人的寿命不会太长。下一代、再下一代，才能把趋势扭转过来。我无意从政，眼下只是勉强肩负自己在兴亚会应当承担的职责。若是你真的能够当选国会议员，请务必用更切实可行的方案帮我们建设一个更强大的东盟。”
“那很好办。”阮文启大手一挥，自信地拍着胸脯，“提高生育率？我看得惩罚那些没有后代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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