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后的电子管厂，气氛陡然一变。
不再是沉闷的绝望，而是被一种急迫的、带着求证欲望的紧张感所取代。
李副厂长虽然对“红旗小化厂”这个可能的麻烦源感到棘手，但更怕的是找不到问题根源，生产继续瘫痪。
赵四的建议被迅速采纳。
他以技术研讨的方式，提供了清晰的行动路线：立即对超净车间进行多点、不同时段的空气采样，重点检测硫化氢、二氧化硫等微量特征气体浓度。
同时，与地方环保部门、化工研究所取得联系，请求技术支持，对厂区上风向，特别是红旗小化厂周边，进行同步环境监测和数据比对。
事情一旦上升到可能影响重要军品生产的层面，效率出奇地高。
市环保局和一家化工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带着专业仪器很快进驻。
检测过程紧张而有序。邵工父子异常积极地参与其中，他们憋屈太久了，此刻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能证实他们长期怀疑的方向。
结果出来得比预想更快。
数据清晰得令人心惊：在特定风向（尤其是东南风）条件下，电子管厂超净车间内的硫化氢平均浓度，虽未达到危害人体健康的工业标准，但却远超精密电子元件制备的容许极限数个数量级！
而污染轨迹清晰地指向一公里外的红旗小化厂那片简陋的、冒着黄烟的厂区。
铁证如山。
李副厂长拿着那份沉甸甸的联合检测报告，手都有些发抖。
一方面是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另一方面，则是要面对如何与区里这个“重点厂子”交涉的难题。
就在这时，赵四再次提出了建议。
“李厂长，各位同志，这次事件给我们提了个醒。”在又一次的总结会上，赵四的声音沉稳有力。
“现代精密工业，尤其是电子、航天这类高端制造，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就能搞好的了。它的产业链很长，对环境的要求更是苛刻到了极致。”
他环视众人，提出了一个对当时而言颇为新颖的概念：“我们或许应该建立一个‘工业环境协同管理’的理念。像我们厂这样的重点单位，不能只盯着自己厂区内的三亩地，更要主动关注周边区域的产业规划和潜在的环境风险源，与环保、规划部门建立常态化的沟通预警机制。”
“必要时，甚至需要对关键车间进行特殊的气体过滤和正压防护改造。这次是硫化物，下次可能是氟化物、氯化物，或者其他我们还没意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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