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北京胡同里。
车筐里放着王教授给的三个学生的档案材料，薄薄的几页纸，却沉甸甸的。
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的一周，赵四又跑了北大、中科院、邮电科学院……
他见的每个人，说的每句话，都围绕着同一个核心：
我们需要人，需要最优秀的人，去做一件可能看不到结果但必须去做的事。
有人听完直接摇头：“太玄了，赵总工，不是我不支持，是实在看不到可行性。”
有人犹豫再三：“让我想想，我得跟家里人商量。”
但也有人，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在北大理科楼一间堆满演算纸的办公室里，赵四见到了数学系的青年教师杨振华。
三十出头，戴着厚厚的眼镜，衬衫袖口磨得发白。
赵四只说了十分钟，杨振华就站了起来，在狭小的办公室里踱了两步，然后转身：
“赵总工，您说的那个指令集优化问题，是不是可以转化为图论中的最短路径问题？”
赵四一愣，随即激动起来：“对！就是这个思路！您怎么会……”
“我硕士论文做的就是这个方向。”
杨振华推了推眼镜，有些不好意思，“但毕业后分配来教书，一直没机会应用。“
“赵总工，如果您不嫌弃，我……我想加入。”
在中科院半导体所，赵四见到了五十多岁的研究员孙立人。
早年留苏归国，因为“成分问题”一直在一线做实验，没能带项目。
赵四说完，孙立人沉默了很久，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发黄的稿纸：
“这是我六三年开始整理的半导体工艺笔记，苏联的、美国的、日本的……”
“我能找到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赵总工，我老了，带不了大项目，但如果您需要个看炉子、调参数的老师傅……”
“我随时可以。”
在邮电科学院的通信实验室，赵四见到了四十出头的女工程师陈芳。
国内最早研究数字信号处理的那批人之一。
听完赵四的介绍，陈芳没有马上表态。
而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化的通信系统框图，然后在“编码”和“解码”两个模块上重重画了圈：
“赵总工，您说的芯片设计工具，本质上也是编码。”
“把逻辑功能‘编码’成晶体管布局。”
“我们搞通信的，最懂怎么设计高效、可靠的编码系统。”
“这个课题，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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