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字都在发抖，“我去年在超市门口蹲了三天，问了四十七个人。有四十六个没理我，最后一个停下来听我说了两句，然后跟我说，你别找律师了，你这种人没钱没身份，律师不会管你的。”
他抬起头，眼睛是湿的，但眼泪没有掉下来。那双眼睛里有一种薛紫英从来没有见过的光——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一种被苦难反复碾压之后重新亮起来的、极其微弱的、像灰烬底下还没熄灭的余烬一样的光。
“您是第一个主动来找我的。”老赵说。
薛紫英看着他，忽然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哽住了。
她想起很多年前，自己拿到法学院录取通知书那天，她站在学校的布告栏前面，把录取通知看了又看，然后掏出手机打给家里。她妈在电话里高兴得哭了出来，她爸抢过电话说闺女你以后当了律师，一定要给好人做主。她当时笑着答应了，满脑子想的都是毕业之后进大律所，赚大钱，给家里换房子，让她妈不用再为换肾的手术费发愁。
后来她做到了。进了大律所，赚了很多钱，她妈的手术费够了，家里的房子换了。但她答应她爸的那句话——“给好人做主”——好像从来都没有兑现过。她替资本圈的那些大鳄们打过无数场官司，每一场都赢得漂亮，但她从来没问过自己，那些官司打赢了之后，吃亏的到底是不是好人。
直到今天，在多伦多一条老工业区的灰扑扑的街道上，在一间空气污浊的老旧公寓里，面对着一个她觉得自己的命不值钱的老工人，她才忽然想起父亲当年说的那句话。
“赵师傅，”她扶着他的胳膊，让他重新在椅子上坐好，声音放得很轻很稳，“我不是什么好人。我之前替坏人打过很多官司，赚过很多不该赚的钱。但我想改。”
她顿了顿，说出了一句让老赵愣住的话。
“我想给您做一回好律师。您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老赵坐在椅子上，佝偻着背，肩膀一抖一抖的。他哭了。一个快六十岁的男人，在一间没人看见的屋子里，在一个才认识二十分钟的年轻女律师面前，哭得像个小孩。他的眼泪流过脸上那些深深浅浅的皱纹，滴在膝盖上那张皱巴巴的赔偿计算表格上，把数字洇开了几朵小小的水花。
薛紫英没说话，只是安静地坐在旁边，把纸巾盒推到他手边。
窗外又开始下雨了。
雨滴打在老旧玻璃窗上，发出清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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