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准备记录。
这一次,孙局长讲的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人物或事件,而是更零碎的细节。
哈了滨冬天街上卖的冰糖葫芦,糖壳怎么熬才脆,道里和道外俄国侨民与中国百姓生活的差异,日本人在南岗区修建的那些“模范住宅”里的真实情况。
市场里偷偷交易“违禁品”的黑话和手势,还有那些在公园长椅上假装看报纸,实际上在传递信号的知识分子等等。
他这次讲到一个在中学教国文的老师,姓顾,平时文质彬彬,说话慢声细语,喜欢养花。
可就是这个顾老师,在家里阁楼上藏着一台短波收音机,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戴上耳机,收听来自远方的声音,然后把听到的消息,第二天带到学校,交给特定的学生。
“那些学生,有的家里是开杂货铺的,有的父亲是拉黄包车的。谁也不会怀疑他们。消息也就这么传出去了。”
孙局长说。
“顾老师后来还是暴露了,被捕前,他把收音机拆成零件,扔进了学校的锅炉房煤堆里。日本人把学校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罪证。
他在里面受了刑,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喜欢养花。关了半年,因为证据不足,加上学校里一些有名望的人联名作保,给放出来了。但身体垮了,教不了书了,解放后没两年,就病故了。”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低沉。
“我后来见过他一次,出狱后不久。人瘦得脱了形,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我,笑了笑,什么都没有说。”
办公室里安静了下来,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孙局长有些花白的鬓角上。
闫解成握着笔,笔记本上又多了几行字。
这些细节,或许不会全部用在小说里,但它们构成了那个真实的时代,让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干巴巴的条文,而是有了温度。
孙局长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口已经凉了的茶。
“好了,今天先到这儿吧。再讲下去,我这点老底都要被你掏光了。”
闫解成合上笔记本。
“孙局长,您讲的这些,比任何资料都宝贵,谢谢您。”
“你能用上就好。”
孙局长笑了笑,站起身。
“回去好好准备吧。等打字机到了,就正式开干。我等着看你的新书。”
离开小楼,走在加格达奇的街道上,闫解成感慨万千。
打字机的问题解决了,创作的方向也更加清晰。
他抬头看了看北国三月的蓝天,阳光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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