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内廷麾下，其收益也直接归入内帑，不经过外廷户部的手。
这便与永乐年间郑和船队的模式如出一辙——避开外廷可能的掣肘，将贸易利润牢牢掌控在皇权直接管辖的范围内。
李骜此刻的盘算，正是借鉴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思路：以官方力量主导海洋贸易，依托实业局已有的雪糖、水泥等产业基础，带动瓷器、丝绸等传统商品出海，用海外的白银、物资反哺国内。
如此一来，既能通过贸易赚取的利润充实内帑，为朝廷的各项举措提供财力支撑，又能顺势拉动江南乃至全国的工商业发展——水泥厂需要更多工匠烧制，雪糖厂要扩大甘蔗、甜菜种植，瓷器、丝绸的需求增长会催生更多作坊，进而带动运输、采矿等上下游产业，形成良性循环。
这种由内廷主导、以利促兴的模式，既能绕开外廷对“开海”的固有阻力，又能实实在在推动大明走向海洋，让海洋贸易成为撬动国内经济转型的杠杆，为工商业的崛起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只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朱与朱棣虽同为雄才大略的一代雄主，骨子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底色。
朱棣自小随父征战，成年后镇守北平，常年与北漠部落交锋，又经靖难之役夺得帝位，一生都在“开拓”与“博弈”中度过——他敢将都城迁至边陲北平，敢派船队远涉重洋，骨子里带着一股“险中求胜”的冒险精神，对未知的疆域与贸易机会有着天然的好奇与魄力。
老朱却截然不同。他起于微末，自幼在田间地头尝尽疾苦，对土地有着近乎本能的依赖与信任。
“男耕女织，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小农思想，早已深深烙印在他的认知里——在他看来，百姓守着土地耕作，朝廷收足田赋，便是天下安稳的根基；至于海外贸易，在他眼中更像是“舍本逐末”的投机，既不如土地产出踏实，又容易引来倭寇、海盗等祸端，徒增烦扰。
更遑论他骨子里的“中国式宗主观”：天下万物皆应围绕皇权运转，海外蛮夷若非前来朝贡，便无交往的必要。
他始终觉得，大明地大物博，丝绸、瓷器、粮食样样不缺，犯不着冒险与海外互通有无，万一因此引发沿海动荡，反倒得不偿失。
这种根植于底层经历的保守与谨慎，让他即便看到海贸的利润，也始终在“迈出第一步”前犹豫不决。
朱棣敢赌，敢用船队的帆影丈量世界；老朱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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