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是天灾，并非百姓之过。我们不能因为晋惠公的过错，而让晋国百姓陷入绝境。”百里奚也附和道：“当年秦国有饥荒，晋国也曾援助过我们（公元前647年，秦国饥荒，晋国曾送粮给秦国）。如今晋国受灾，我们若不援助，不仅会失去民心，还会被天下诸侯耻笑。”秦穆公听后，坚定地说：“寡人治国，以民为本。晋君有罪，但百姓无罪。我们应当援助晋国，让天下人知道秦国是仁德之国。”
随后，秦穆公下令开启秦国的粮仓，征集了大量粮食，通过水路（渭河、黄河）和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晋国都城绛邑。这场规模浩大的粮食援助，被后世称为“泛舟之役”——当时，秦国的粮船在渭河、黄河上连绵数百里，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段佳话。晋国百姓得到粮食后，对秦穆公感激涕零，许多晋国人甚至说：“秦君之仁，远超晋君。”这场援助，不仅缓解了晋国的饥荒，更让秦国在中原诸侯中树立了“仁德之国”的形象，为秦国后来的东出中原赢得了舆论支持。
然而，受限于奴隶社会的时代背景，秦穆公的民本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在奴隶社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百姓（尤其是奴隶）在本质上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民本思想更多是君主维护统治的手段，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尊重百姓权利”。这种局限性，在秦穆公去世后的丧葬制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秦穆公三十九年（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享年六十九岁。按照当时秦国的丧葬制度，有一百七十七人被选为殉葬者，其中不仅有奴隶，还有不少曾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贤能之臣，包括子舆奄息、子舆仲行、子舆针虎三位贤臣。这些人才的殉葬，对秦国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秦国的官僚体系瞬间失去了一大批中坚力量，内政、军事陷入混乱。此后，秦国的国势逐渐衰落，从秦穆公到秦孝公的近百年间，秦国再也无力东出中原，甚至多次被晋国击败，出现了“秦不能复东征也”的局面。
尽管如此，秦穆公的民本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秦国从“重神轻民”向“重民轻神”转变的关键，为秦国后来的制度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中的“奖励耕织”“废除奴隶制”等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秦穆公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秦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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