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饥荒。
另外，以备边防供给：若边郡发生战事，常平仓的粮食可直接供应军队，减少从内地调运粮食的成本与损耗，保障边防稳定。
这一方案最初遭到御史大夫萧望之的反对。萧望之以“阴阳五行”为理由，认为政府大规模收购粮食“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担心此举会引发天灾。但汉宣帝深知常平仓的实际价值，力排众议，批准了耿寿昌的奏请，在北方边郡（如金城、张掖、酒泉等郡）率先设立常平仓。
3.常平仓的历史成效与深远影响
常平仓设立后，迅速收到显著成效：
（1）稳定粮价：边郡粮价波动幅度大幅缩小，“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现象基本消失，农民生产积极性持续提升，边郡农业日趋稳定。
（2）保障边防：此后汉朝与匈奴的小规模冲突中，常平仓的粮食快速供应军队，避免了“军粮短缺”的困境，为边防安全提供了物质保障。
（3）充实储备：到宣帝末年，边郡常平仓的粮食储备已足够支撑边军数年之用，内地的太仓、甘泉仓也因粮食充裕而“陈陈相因”，甚至出现“谷腐不可食”的情况（虽有浪费，却也反映了粮食储备的充足）。
从长远来看，常平仓制度不仅是西汉经济改革的巅峰，更成为中国古代“国家干预经济”的典范——它以国家财力为后盾，运用价值规律调节市场，既保护了小农利益，又维护了国家稳定，实现了“民生”与“国计”的双赢。后世的东汉、唐、宋等王朝，均在常平仓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其成为古代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稳定社会秩序的核心制度之一。
汉昭帝、汉宣帝时期的经济改革，是西汉王朝从“扩张型”向“稳定型”转型的关键。通过整顿工商官营，实现了“国不与民争利”的平衡；通过抑制土地兼并与轻徭薄赋，夯实了农业根基，安抚了底层民生；通过设立常平仓，创新了经济调控手段，兼顾了民生与边防。这些举措不仅使汉朝在经历武帝末年的社会危机后迅速复苏，迎来了“仓廪实、百姓足、四夷服”的中兴局面，更为此后中国古代王朝的经济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它证明，只有将“国家利益”与“民生福祉”相结合，既加强中央集权，又避免过度干预，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