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保便已察觉到中朝之臣结党营私的弊端，为防权贵依仗戚势、把持仕途，他曾专门下诏，禁止侍中、尚书等中朝重臣的子弟通过举荐成为官吏，亦不得被察举为孝廉，从根源上杜绝此类官员利用职权，请托州郡、安插亲信、结党营私的行为，以保证选官制度的公正，维护朝堂吏治的清明。及至采纳李固的建议后，刘保更进一步，将这一禁令的范围扩大至宦官群体，再次下旨明令：中常侍等宦官的子弟，同样不得入朝为官，亦不得被地方察举为孝廉。这一举措，将对权贵子弟的仕途限制，延伸至了此前从未被严格约束的宦官群体，意义深远。
要知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国之初，便定下了不让宦官参与朝政的基本方针，这份治国理念，基本被其后的汉明帝、汉章帝一脉继承，却始终未形成明确的法制条文，多为帝王的主观规制。而汉顺帝刘保，则将这份传承已久的治国方针，以诏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法制化、制度化，成为不可随意逾越的朝堂规制。自此，“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的规定，逐渐成为汉家王朝的旧典成法，被后世遵循。这一制度，不仅在当时有效约束了宦官势力的扩张，更为日后汉桓帝时期，士大夫集团奋起打击擅权宦官的行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制度支撑。
永和二年（137年），曾备受刘保恩宠的乳母山阳君宋娥，终究未能守住本心，因牵涉“构奸诬罔”之罪，被人揭发。宋娥仗着自己是帝王乳母，又有拥立之功，平日多有骄纵之举，此番竟暗中构陷他人、捏造虚妄之词，妄图陷害忠良、谋取私利，其罪状查实后，刘保痛心之余，亦坚守法度，毫不徇私，当即下旨收回宋娥的山阳君印绶，削去其爵位，将其放逐至民间田舍，令其远离宫闱，永不得返。而宦官李刚等九位封侯的宦臣，因与宋娥交往过密，相互勾结、收受贿赂，成为宋娥的党羽，亦受到牵连，刘保下令将此九侯尽数逐出京师洛阳，遣返回各自的封地，同时削减其封地四分之一的租税，以示惩戒，再次向朝野表明，无论身份高低、是否有功，但凡触犯国法、结党乱纲，皆会受到严厉惩处。
永和四年（139年），宫中宦官乱政的风波再起，中常侍张逵、蘧政二人，见大将军梁商深得帝王信任，执掌朝政，又与曹腾、孟贲等宦官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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