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警方加紧排查时，第三起案件在七天后到来，而且地点升级了——市中心一座已经关闭、等待改造的老式电影院里。
死者是三十八岁的男人，刘建明，职业是保险推销员。他被发现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正中央的椅子上，同样被勒毙，穿着不合身的、类似过去电影院检票员的藏蓝色制服。面前的水泥地上，白色的粉笔天平图案依旧刺眼。
刘建明的背景调查显示，他工作业绩压力大，为了推销保险，有时会采用夸大其词甚至欺骗的手段，客户投诉不少，但尚未构成严重犯罪。私生活方面，据说对妻子不忠。
“又是一个在道德或职业操守上有明显瑕疵的人。”林海看着现场照片，“凶手的选择标准越来越清晰：滥用暴力、人际欺压、职业欺诈……都是生活中常见但法律往往难以严厉制裁的‘小恶’。凶手在系统地‘清除’这类人。”
而且，这次地点选择了电影院。电影院意味着“观看”、“展示”。凶手是否在暗示，这些人的“罪行”曾在上演，而他现在作为“观众”和“审判者”，给出了最终的“判决”？
连续三起案件，公众开始恐慌，媒体称之为“天平杀手”或“私刑判官”，舆论两极分化，有人恐惧，竟也有人私下叫好，认为凶手“替天行道”，清理社会渣滓。这种声音让警方压力倍增。
林海知道，必须尽快破案，否则不仅会有更多受害者，这种以暴制暴的扭曲“正义观”也会毒化社会。
技术组对三个现场的粉笔灰进行了更精细的成分分析，希望找到来源共性。同时对凶手可能获取旧制服、旧物品的渠道（旧货市场、废旧物品回收站、影视道具租赁等）进行大规模排查。
林澈也感觉到了父亲的沉重。一天晚上，他拿着自己的图画本来到书房，上面画了三个简单的场景：一个小人被锁在柱子旁，一个小人被绑在椅子上，一个小人坐在一排椅子前。每个场景下面，都画了一个天平，坏人那边翘着。
“爸爸，我画的对吗？”林澈问。
“很像。”林海看着儿子的画，“小澈，如果你来当‘法官’，你会怎么判这些坏人？”
林澈很认真地思考：“要告诉老师，或者告诉警察叔叔。不能自己打人，打人是不对的，就算打的是坏人。”
“可是，如果老师或者警察叔叔管不了呢？”
林澈的小眉头皱紧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有点超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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