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案例。她的出行记录也与案发时间和地点有重合。
然而，要实施如此干净的谋杀，尤其是搬运脚镣、制服等物品，并制服成年男性（如张彪、刘建明），沈墨一个身材中等的女性，单独完成似乎有困难。她是否有同伙？或者，使用了某种手段（如药物）先制服受害者？
就在警方准备申请搜查令，并考虑接触沈墨时，林澈又一次提供了关键视角。
晚上，林海在书房整理沈墨的资料，林澈在旁边画画。他画了一个小女孩，站在一个大大的天平后面，天平一端是个黑影小人，另一端是黑色的砝码。小女孩手里拿着粉笔。
“爸爸，如果这个小姐姐心里很难过，她画天平的时候，会不会把自己也画进去？”林澈忽然问。
“什么意思？”
“就是……她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是那个‘砝码’？很重很重，压下去，才能让坏人那边翘起来？”林澈指着画上黑色的砝码，“因为她心里的难过，很重很重。”
林海看着画，又看看沈墨的照片。照片上的沈墨眼神平静，深处却似有化不开的沉郁。如果她真的就是凶手，那么她不仅仅是审判者，她将自己承受的痛苦（砝码），作为衡量和惩罚罪行的标准。她的每一次谋杀，都是一次将内心沉重的创伤“压”下去，试图获得短暂平衡的行为。但这平衡注定是虚假的，只会让她在深渊中越陷越深。
“小澈，如果这个小姐姐真的是凶手，你觉得，怎样才能让她停下来？”林海问了一个沉重的问题。
林澈咬着嘴唇，想了很久：“要有人告诉她，坏人不该她来打。要有人……抱抱她，跟她说，那个坏人以前欺负她，不是她的错。她的‘重’，可以慢慢放下来，不用拿去压别人。”
孩子的话简单，却直指核心：创伤需要的是疗愈和放下，而非传递与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