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洛德教授主持会议，但具体汇报和讨论由各部门负责人主导。
吴潇所在的“生物-电子界面”组，负责人是位美国科学家。
在汇报最新研制的柔性神经电极阵列时，他特别感谢了团队成员的贡献。
但名单里明显更突出欧美成员，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研究人员大多被归入“技术团队”的统称。
提问环节，一位日本科学家——田中教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技术问题：
“你们报道的信噪比提升，是基于体外测试还是体内验证？
如果是在体数据，请问在长期植入后，电极界面纤维化导致信号衰减的问题解决了吗？”
美国负责人稍显尴尬：“长期植入数据还在收集中，目前的前三个月数据表现稳定。”
“三个月不足以说明问题。”田中教授不依不饶。
“我们组的研究表明，超过六个月后，即使是最高生物相容性的材料也会引起明显的免疫反应，导致信号质量下降至少40%。你们的设计是否考虑了这个因素？”
讨论变得专业而激烈。
吴潇注意到，虽然问题本身是技术性的，但提问和回应的方式，透露出不同国家科研团队之间的竞争关系。
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随后的茶歇。
各国科学家自然地形成小圈子交流。
欧美科学家聚在一起，日本科学家自成一组。
中国科学家，包括方郁雾和几位在此工作的中国学者——在另一处。
虽然不时有人跨组交流，但无形的界限清晰可见。
不过方郁雾是个例外，虽然方郁雾主要是与中国科学家交流要多一些，但其他科学家对她的排挤不是那么深，每个小团体都是这样。
方郁雾正与费洛德教授交谈，几位欧洲科学家加入讨论。
吴潇端着咖啡，在不远处能听到片段。
“方，你们中国在神经调控领域的临床进展很快。”一位法国科学家说道，“但有些试验的伦理审查标准，似乎与国际共识不太一致。”
方郁雾平静回应着：“每个国家的伦理框架都基于自身的文化、法律和医疗传统。
中国的伦理审查有严格的国家标准，并且我们积极参与国际伦理准则的讨论和制定。
具体到神经调控试验，我们所有的临床研究都经过国家卫健委和伦理委员会的全面审查，数据公开透明。”
“但知情同意的标准……”另一位英国学者欲言又止。
“我们采用逐步强化的知情同意流程，包括术前详细说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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