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方郁雾参观了当地医院。
神经科患者被安排在一个简陋的病房里，大多是中老年人，症状类似帕金森病但发病年龄更早。
由于缺乏专科医生，许多人多年来都没有得到正确诊断。
“这里没有CT，没有MRI，没有基因检测。”当地医生无奈地说，“我们只能根据症状和经验判断。”
方郁雾想起海德堡那些顶级的影像设备，那些精密的分子检测技术。
世界的差距就是如此巨大，同样的疾病，在不同的地方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诊断和治疗可能性。
“我们可以建立基础的筛查流程。”方郁雾对医生说道。
“不需要高端设备，基于临床评估和简单的实验室检查。
至少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运动障碍，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治疗。”
接下来的几周，方郁雾白天在医院工作，培训当地医护人员，建立患者登记系统，收集临床数据。
晚上在研究站的实验室分析样本，推进自己的研究。
一天下午，方郁雾遇到一个特别的病例：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出现进行性行走困难和认知衰退。
症状不符合典型的环境毒素相关疾病，更像某种遗传性或感染性疾病。
“这种情况多吗？”方郁雾问当地医生。
“不多，但每隔几年会有一个，我们通常归因于‘邪灵’或诅咒。”
方郁雾仔细检查男孩，发现了一些细微的神经系统体征提示小脑受累。
她采集了样本，晚上在实验室进行了初步筛查。
结果令人惊讶：样本显示出异常的自身免疫反应迹象。不是环境毒素，不是典型感染，可能是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
“这需要免疫治疗，我们这里没有条件。”方郁雾向费洛德报告。
“联系无国界医生组织，看能否安排转运。”费洛德说道，“同时，扩大筛查范围，看是否有类似病例未被发现。”
男孩最终被转运到首都医院，三周后传来消息，免疫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
因为这次，当地社区将方郁雾视为“带来奇迹的医生”。
这件事改变了方郁雾在当地的工作方式。
她不再仅仅是一个外来研究者，而成为了医疗系统的一部分。
方郁雾开始更积极地培训当地医护，留下可持续的方案和工具，而不仅仅是收集数据离开。
刚开始的时候方郁雾是不敢上手术台的，不是害怕，是她没有证，没有过规培。
但费洛德教授说这里的小医院的主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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