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研究员）用流畅的数据模型论证旧时代家庭结构如何导致资源分配不公和决策迟缓时，艾登罕见地沉默了。他的脑海里不受控制地闪过《编年史》里的一幕：铃木园子高烧中紧握着京极真的徽章，毛利兰在食物短缺时将自己的份额悄悄分给孩子，工藤新一在绝境中依然试图用推理保护每一个人……这些画面与同事口中冰冷的“效率损失”图表重叠、碰撞，让他感到一阵剧烈的认知失调和恶心。
“艾登？”同事注意到他的异常沉默，投来询问的目光（眼神是标准的关切，没有多余情绪），“你对这个资源流动模型有不同看法吗？”
艾登猛地回过神，强迫自己将那些翻涌的画面压回意识深处。“没有。”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干涩而平稳，完美的掩饰，“模型很清晰。我只是在思考，这种低效结构在面临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极端压力时，其崩溃阈值是否具有更复杂的非线性特征。”——一个符合他身份和思考习惯的、安全的补充问题。
讨论继续进行。但艾登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他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纯粹地将旧人类的一切视为“有待分析的错误样本”。现在，每一个数据点背后，都可能站着一个像工藤新一、毛利兰、宫野志保那样，曾经真实地哭过、笑过、爱过、战斗过、最后选择有尊严地死去的灵魂。
他开始秘密行动。
首先，他利用档案馆三级管理员的权限，在个人工作终端一个极其隐蔽的、多层加密的私人存储分区里，建立了一个新的文件夹。他犹豫了片刻，在命名栏输入：
“记忆的火种。”
然后，他将《T-APTX最终报告》和《末日编年史》的核心内容（去除可能直接暴露硬盘来源的元数据）复制、压缩、并用他能掌握的最复杂的非标准算法进行了二次加密，存入这个文件夹。这严重违反了档案馆的数据安全条例，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但他无法忍受让这些真相重新被埋回黑暗。
接着，他开始像一个患上信息饥渴症的病人，利用一切可能的间隙和权限，疯狂地搜索、收集、下载一切与旧纪元相关的、未被系统完全过滤或销毁的“碎片”。
不再局限于“低优先级历史感知材料库”。他开始冒险进入一些访问记录更少、标签更模糊的次级数据库，甚至尝试破解某些早期归档项目的非核心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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