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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当美国电视台采访参与环保运动的三十多岁核心成员时，最常听到的回答是：
“我初中时看《西格玛》入坑。”
“那时不知道什么叫制度性倾斜，只是觉得主角队每次查资料都在周末加班，反派每次审批都在工作日优先，这不公平。”
“不公平”这个词，不会出现在任何外交抗议照会中。
但它会出现在选民投票时，脑海深处那些像素画面，动画场景，游戏台词所堆叠出的道德直觉里。
而道德直觉，比利剑更锋利。
93年11月，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座废弃的东印度公司仓库。
“绿色骨干训练营”第一期正式开营。
克劳斯站在讲台上，面前是四十七张年轻的面孔。
他们来自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
都是“柏林遗产”网络通过过去一年文化产品筛选出的“高潜力个体”。
玩过《切尔诺贝利的春天》并写下三千字以上深度分析的学生。
组织过《北海之泪》社区放映会的志愿者。
在《环保机动队》粉丝论坛中被标记为“具备组织能力”的版主。
“你们认为自己来这里，是为了学习如何拯救地球。”克劳斯说。
“你们是对的。”他转向白板，“但拯救地球有很多种方法。”
“种树是拯救地球。”
“游行是拯救地球。”
“研发新能源是拯救地球。”
他写下第一行字：
“改变制度，比改变树更持久。”
第一课：从“事件”到“议程”。
“你们参加过游行。”克劳斯说，“浩浩荡荡，口号响亮，电视台拍三分钟，然后呢？”
他播放两段录像对比。
第一段：92年慕尼黑G7峰会外，两万人抗议美国碳排放，镜头语言混乱，标语五花八门，警方封锁线清晰坚固。
第二段：93年10月，德国联邦议院环境委员会听证会。
七名年轻人身着正装，使用PPT展示“碳排放大国历史责任核算模型”，发言平静，数据详实。
委员会主席三次打断发言人延长时间。
“这是同一个人。”克劳斯定格画面，指向听证席上一名深棕色头发的女孩，“92年她在慕尼黑街头发传单，93年她在这里做陈述。”
“区别不在于她学会了更多数据。”
“区别在于，她知道委员会周三上午开会，知道每位议员的助理姓名，知道把你们必须减排翻译成根据本核算模型，采取以下分阶段目标可以节省大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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