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华推出了他的第一套改革方案。
核心是财政改革：建立累进所得税制。年收入一千银元以下的，不交税；一千到五千的，交百分之五；五千到一万的，交百分之十；一万到五万的，交百分之十五；五万以上的，交百分之二十。最高一档，年收入十万以上的，交百分之二十五。
这政策一公布，炸锅了。
上海租界里的洋行买办、工厂老板、大商人，一个个跳起来骂娘。
“百分之二十五？抢钱啊！”纺织大王张老板在商会聚会上拍桌子，“我辛辛苦苦办厂，养活几千工人，现在倒好，赚的钱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凭什么？”
“就是！”船运公司的王经理附和，“李国华这是杀富济贫！他在上海当市长时就这德行，现在当总统了，变本加厉！”
更让他们生气的是，这些税收要用来扩大社会福利：建平民医院、免费学堂、失业救济所。用富人的钱，给穷人办事。
“咱们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几个大资本家联名上书，措辞激烈，“如此重税，必将打击工商业积极性，导致资本外流，最终损害国家经济！”
这份上书抄送了一份给杨振华。
杨振华在香山家里收到信，看了两遍，没说话。
夫人端茶过来，轻声问：“振华，你怎么看？”
“国华这孩子，胆子不小。”杨振华放下信，“百分之二十五的税率，确实高了点。我当年搞工业化，还得靠这些资本家投资呢。”
“那你要劝劝他？”
杨振华摇摇头：“劝什么？他是总统，他有他的考虑。我们这些老头子，该退就彻底退，别指手画脚。”
话虽这么说，几天后李国华来拜访时，杨振华还是问了句：“税率是不是定得有点高？”
李国华早有准备，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数据：“老总统，您看。这是去年的统计，全国最富的百分之十的人，掌握了百分之六十的财富。基尼系数到了零点四五，快接近危险线了。再不调节，社会要撕裂的。”
杨振华接过资料，看了很久。他想起五十年前，他们革命时喊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现在不打土豪了，但贫富差距又成了新问题。
“你考虑过资本外流的风险吗？”杨振华问。
“考虑过。”李国华说，“所以配套政策是：所得税主要用于国内建设，创造需求，实际上会给企业带来新订单。而且我们扶持中小企业，限制垄断，让经济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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