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的工作进入正轨。上午通常是她最高效的“核心工作时间”，用来推演公式、构建模型、撰写论文或项目申请。下午，她可能会去资料室查文献，或者去参加所里偶尔组织的学术报告。她的午餐就是秦保姆准备的饭盒，在茶水间用热水煨一下，匆匆吃完。
傍晚，当省城华灯初上，她一天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收拾好东西，锁好门，走出研究所大楼、启动汽车。
回程的路比来时更显漫长。身体的疲惫在松弛下来后开始涌现，车子重新驶入黑暗的田野，宁安县稀疏的灯光在前方隐约浮现，像大海中几盏微弱的孤灯。每当看到这片灯火，江思雨的心中就会升起一种复杂的情绪——那是归巢的安心，也是对又一个平凡而艰难日子的确认。
到家时，往往已是晚上七八点。小院里亮着灯，三个孩子听到车声，会叽叽喳喳地扑过来。屋里飘着晚饭的香气，秦保姆和冯保姆已经张罗好了一切。慕宛白如果在家，会接过她的包，问一句“今天顺利吗？”如果不在，她也能从秦保姆那里知道他大概在忙什么。
饭后，孩子们被哄睡，家务大致收拾停当，她才终于有了一点属于自己的、真正安静的时间。有时，她会在西屋那盏昏暗的台灯下继续工作一会儿；有时，只是静静地坐一会儿，听着窗外呼啸而过的北风，感受着这座小县城深沉的、与省城和首都都截然不同的夜晚脉搏。
这种每日往返于省城与县城之间的“通勤”生活，辛苦，耗时，却奇迹般地在她身上达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省城的研究所，是她保持学术生命、接触前沿信息的“氧气面罩”；县城的家，则是她情感的锚地，也是她观察真实国家、让理论思考不至于脱离土壤的“观测站”。而那辆颠簸的汽车和那一个小时的车程，便是连接这两端的、充满现实粗糙感的桥梁。
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窗外，宁安县的夜晚沉寂得早，只有远处零星几点灯火和风吹过空荡街巷的呜咽。屋里，炉火将熄未熄，残存着一点稀薄的暖意。三个孩子已经睡熟，呼吸均匀。慕宛白刚从一个关于春耕生产和社队企业现状的冗长会议回来，眉宇间锁着化不开的凝重，身上还带着会议室里劣质烟草和焦虑汗水混合的气味。
他脱下外套，坐在床沿，就着昏黄的灯泡光，翻看着手里一沓皱巴巴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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