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连日转移，缺医少药，已经红肿发炎，疼得他整夜睡不着，却硬咬着木棍不哼一声。
交通员送来一个捆扎严实的柳条筐，里面是干净的绷带、一小罐棕色的消毒药水（碘伏），还有几把用厚油纸包着、闪闪发光的新镊子和手术剪。游击队里唯一懂点外伤处理的队员，用这些新家伙什给老韩清理伤口，涂上药水。
老韩只觉得伤口一阵清凉，那折磨人的灼痛竟减轻了不少。他看着那些精致得不像话的器械，摸着柔软吸水的绷带，哑着嗓子问：“这……哪儿来的？” 交通员摇摇头：“不知道，总部分下来的，说是‘特殊补给’。” 老韩不再多问，只是望着连绵的群山，眼圈有点红。
在总部直属的野战医院。
这里聚集了更多重伤员。当几辆大车卸下成箱的“无标识”药品和器械时，整个医院都震动了。
院长，一位从大城市投奔来的外科医生，拿起一把做工精良、刀刃锋利的手术刀，手指都在颤抖。“这……这工艺，上海最好的洋行里都未必有！” 他再看那些大量的纱布、绷带、消毒酒精，还有那整盒整盒的一次性注射器，几乎要老泪纵横。“有了这些，能多救回多少小伙子啊！” 手术室里，久违的、真正意义上的无菌操作得以部分实现；伤员们用上了效果更好的消炎药和止痛针；因为缺乏器械而延误的手术，一台接一台地开展起来。
消息没有正式传达，但一种无声的、充满希望的变化，如同春夜润物细无声的细雨，在各级队伍中蔓延。
战士们或许不知道这些救命的药和器械具体从哪里来，但他们知道，是“上面”想尽了办法，是组织没有忘记他们。重伤员的存活率开始悄然提升，轻伤员恢复的速度加快，因感染而截肢甚至牺牲的悲剧，减少了一些。
这些反馈，最终会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师长和政委的案头。
而在村中，已经开始跟着苏婷辨认几种最简单止血草药、学习如何打绷带不会过紧或过松的林薇，对此还一无所知。
她正笨拙地、却无比认真地，试图用自己纤细的、曾经只用来刷手机和拿奶茶的手，去握住一把粗糙的草药，去系好一个或许能帮助止住鲜血的结。
她的碗里，依然是那碗比别人稍稠一点的粥。但此刻，她端起它时，不再觉得是享受不该有的待遇，而是一种鞭策，一份在她尚未能做出真正等价贡献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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