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远远看着这一切，眉头紧锁。
光头的算盘打得很精。对泽禹这种家境可能确实不错、又表现得极易拿捏的“肥羊”，开高价，搏一把大的。
而对于其他看起来“油水”不那么足的，则定一个“起步价”，能榨多少是多少，蚊子腿也是肉。
但是，他说的“拿十万出来”，可从头到尾没提“放人”两个字。
这意味着，即便这些人的家人砸锅卖铁凑齐了十万，他们也回不去。
只有泽禹，如果他那可怜的母亲真的能在三天内奇迹般地凑够一百万，或许，真的有一丝被“释放”的可能。
但这“可能”，是建立在他母亲可能倾家荡产、甚至走上绝路的基础上的。
新来的几个“猪仔”，在打手的威逼和电棍的恐吓下，开始一个个被迫拿起电话，拨通那个他们此刻最想联系、却又最怕连累的号码。
哀求声、哭泣声、家人震惊和绝望的质问声……
而泽禹，还瘫在地上，沉浸在自己“妈妈会卖厂救我”的希望中，对周围因他而加剧的苦难，毫无察觉，或者说，无力顾及。
电话打完，空气中弥漫的绝望和恐惧仿佛有了具体的重量，压得那几个新人几乎直不起腰。
但园区的时间不会为任何人的悲伤停留。
钱一时半会儿不可能立刻到账，而人，既然暂时还在这里，就不能白闲着。
光头背着手，像监工巡视工地一样，看着那几个丢了魂似的新人被赶回工位区域。
他眉头一皱，对着负责安排他们的打手骂道。
“妈的，把他们几个凑一堆儿，你看看他们那怂样！一个个跟死了爹妈似的，能他妈跟谁学习？能学出个屁来！互相传染晦气吗？！”
打手被骂得脖子一缩，连忙点头哈腰：“是是是，您说得对！我这就把他们分开！分开安排！”
于是，几个打手再次上前，像分拣货物一样，将那八个新人强行拆散，分别安插到我们这些“老猪仔”的工位中间。
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让我们近距离“熏陶”和“指导”他们，尽快把这些新人赶鸭子上架，塞进骗人的流水线。
一名打手走到我身后。
他用橡胶棍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我旁边那个男生。
“你！”打手冲着我旁边的男生扬了扬下巴，然后又一把将跟在他身后、眼眶通红的泽禹拽了过来，按在了旁边的空椅子上。
“这小子归你带了！好好教他！让他快点上手！听见没有？！”
我旁边的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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