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当时就拿着笔，在电话旁边的小本子上一条一条地记下来。
记完了，挂了电话，他一个人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他以前总觉得，当领导的，能在方案上批个“同意”两个字，就算很支持了。
可程书记不一样，他的这个“同意”背后，是实实在在、一页一页翻过方案、一笔一笔算过细账、一个一个琢磨过细节的。
大年初四，很多人还在走亲戚拜年，王建军就一个人回到了厂里。
他按照程书记在电话里提的那些意见，把方案从头到尾重新修改了一遍：
设备更新的预算往上加了百分之三十；
原料储备的量翻了一番；临时工的工资标准也提高了一档。
改完之后，他又把总账细细算了一遍——还在合理可控的范围之内。
正月初七，程书记人还没从北京回来，但方案的批复意见先到了。
是王有才镇长转交给他的，说程书记从北京专门打了电话回来，让他把批复意见传达。
批复只有简单的一行字——“同意。即按修改后方案执行。务必确保安全、保证质量、保证工期。”
落款是“程立”两个字，是钢笔写的，一笔一划，端端正正。
此刻，轮窑里的火已经熊熊烧起来了。王建军推开车间厚重的大门，一股热浪混合着泥土与煤炭的气息扑面而来。
两座轮窑都在全力运转，窑膛里整整齐齐码着一层层的砖坯，通红的火苗从砖坯的缝隙里钻出来，舔舐着砖面，发出细微的噼啪声响。
负责烧窑的老师傅老刘头，戴着厚厚的棉手套，正一锹一锹地往窑膛里添煤。他的脸被火光烤得通红，汗水顺着深深的皱纹往下淌。
看见王建军进来，他咧嘴笑了笑，露出被常年烟熏得有些发黄的牙齿：“王主任，这窑火，可有好些年头没烧得这么旺、这么匀实了。
两座窑一起开足马力烧，我老刘还是头一回经手。”
王建军走过去，拍了拍老刘头结实的肩膀：“老刘叔，辛苦您了。今年咱们厂要烧的砖，恐怕比过去几年加起来还要多，您心里可得有个数，悠着点干，但也得顶住。”
老刘头把一锹乌黑的煤精准地送进窑膛，直起腰，用胳膊擦了把额头的汗。
“王主任，您就放一百个心吧。这轮窑的火候，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准。只要前面制坯的供应跟得上，我这火就一天不会灭，保证烧出来的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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