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住脖子，头发用黑皮筋扎得紧紧的，站在那棵老樟树下。
老樟树的叶子还是去年冬天的颜色，墨绿色，沉甸甸地垂着，被风吹动时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有人在低声说话。
程立把车停下来，她站在原地，没有动。
程立下了车，走过去。呼出的气在面前凝成一团白雾，很快散了。
“肖大姐，上车吧。”
肖大姐张了一下嘴，想说什么。她的嘴唇动了几下，但没有发出声音。
她的眼睛很红——不是哭过之后的那种红，是熬了太久没有睡好的那种，眼角的皮肤皴裂了一块，是冬天常年在户外被冷风吹出来的。然后她转身，上了车。
上车的时候她的动作很慢，拉开车门的时候手在门把手上按了两秒，像是需要确认那扇门确实是开着的。
然后她坐进副驾驶，把安全带拉出来，扣好，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没有再说话。
一路上她都在看着窗外。车过金竹山的时候，她看了一眼煤矿的方向。
矿区的烟囱还在冒白烟，烟柱在灰白的天空里几乎看不清楚，只有飘散开的边缘能看出一点轮廓。
运煤的卡车在路口排成长队，车斗里堆着湿漉漉的煤块，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碴子。她看了几秒钟就收回了目光。
她对煤矿没有好感——那些年邓老虎的矿上出了多少事，死了多少人，压了多少案子。
她儿子也是被邓老虎的儿子害的。现在煤矿还在冒烟，卡车还在运煤，但邓老虎已经不在了。
出金竹山之后，路变窄了，两边的山也高了起来，山体的阴影落在路面上，寒气从石壁缝隙里渗出来。肖大姐忽然开口：“程书记，我儿子……他会不会不认识我了？”
程立握着方向盘。这个问题他没法用“不会的”三个字打发掉。
一个母亲问出这句话，不是因为真的担心儿子不认识她，是因为她不知道这一年多对她儿子做了什么。
她每个月去看他一次，隔着玻璃打电话，每次不超过十五分钟，旁边还有看守盯着。
她只能看到他的脸，看不到他整个人变成了什么样。她知道他在里面瘦了，瘦了多少她不知道。
她知道他在里面吃了苦，苦到什么程度她不知道。
“不会的。”他说，“他在里面一直知道你在外面等他。”
肖大姐没有再问了。
看守所的铁门是灰色的，门缝里长了一排矮小的蕨草，叶子已经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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