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需要签字的地方签上名字。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很轻，沙沙的，像是有人在小声念着什么。
最后他拿起了严打报告那份文件。这应该是上午的重头戏。
报告里详细列了一年来严打整治的成果、典型案例、以及后续的跟进措施。
他看得很慢，有时候停在一个数字上，脑子里飞快地核对一遍，确认和事实对得上，才继续往下看。
“严打整治中，全市共破获各类大小刑事案件四百三十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六百余名，治安拘留八百余人次，查处治安案件一千二百余起……”
这些数字，每一个都是具体的行动堆出来的。程立知道，这些数字背后的每一份案卷，都对应着一个个凌晨的蹲守和审讯室里的疲惫。
他放下报告，想起一件事。
上一世有领导在总结严打经验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运动式的整治，最大的问题不是力度不够，是力度不能持久。
真正考验一个地方的治安，不是在严打期间，而是在严打之后。”这也是他为什么坚持要搞常态化巡逻的原因。
窗外有风吹过，法桐的枝条轻轻晃动了一下，又停住了。
程立批完了桌上的文件，把笔搁下，端着茶杯走到窗前。
初春的阳光照在院子里的法桐上，那些光秃秃的枝丫已经泛出一层淡淡的青色。
不是绿色，是那种冬天和春天交接时特有的青灰色，像墨在清水里化开了一点。
他看了一会儿，目光从法桐的枝条上移开，落在更远的地方，看向金竹山的方向。
虽然从这栋楼的窗户看不到那边的矿区，但他知道它就在那里。
他在想年前走访时遇到的那个工人老刘。
四十多岁，在矿上干了十几年，手上全是裂口，眼睛因为长期在井下作业而变得怕光。
那天程立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一直在抽烟，一根接一根。
问起工资的事，老刘把烟头在地上摁灭，说了一句：“程书记，不怕你笑话，这个年，家里就买了五斤肉。”
程立当时没说话。他后来把这件事记在了笔记本上。不是记下来就完了，是要在合适的时候，让这笔账变成改制的依据。
每一个像老刘这样的工人，他们的生活状态，都是涟邵改制最原始的推动力。
改制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让这些人能活下去，活得有尊严。
他喝完最后一口茶，把杯子放回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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