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某国，午后三点。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在深色的地板上拖出一道窄窄的亮线，像是有人用尺子量着位置画上去的，边缘锋利，没有任何模糊的地方。房间里的光线被窗帘挡了大半，剩下的那部分只够看清家具的轮廓，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衣柜，墙面刷着浅米色的涂料，有几处已经泛黄了，像是长时间被闷热的空气和阳光交替照射后留下的痕迹。
窗框是木质的，漆面有些剥落，边缘的漆层翘起一小片，像是有人曾经用手指沿着那道缺口划过，却没有更多的心思继续剥下去。床单是白色的，叠得不算整齐，一边掖在床垫下面，另一边露在外面，搭在床沿上。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混合气味，像是地毯和旧家具散发出来的潮气，混着前几天留下的外卖痕迹。
张建东坐在床沿上，手里握着手机，屏幕还亮着，停留在通话结束的界面。通话时长显示不到三分钟，那三分钟里，对面几乎没有留给他任何插话的余地，每一句话都像是提前准备好的，语速比正常的讲话节奏快一些，带着一种“我赶时间”的底噪，像是挤出了缝隙之外还能传递过来的情绪。
骂完了，挂断了，根本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张建东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像是想要确认那个通话是真的已经结束了，或者是突然断线，等上一会儿，也许还会再响起来。他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一截，像是在犹豫要不要回拨过去，最终停在那里，没有按下去，像是拇指本身也在等待那串号码自己作出决定。
手机屏幕暗了下去。他没有把它放回桌上，仍然握在手里，像是在等它自己再亮起来。房间安静了一段时间，只有床头那台旧空调发出的持续低鸣，像是某种老旧的机械在不停止地运转，没有抱怨，也没有停顿，只是维持着一种既定的节奏，像是它早已习惯了这种不断转动的状态。
张建东坐在床沿上没有动，目光落在对面那面墙上，落在墙面上那道因漏水而鼓起的漆皮上。他看了好一会儿，像是想从那道鼓起的漆皮里看出什么来，像是那里面藏着某个问题的答案，能够告诉他刚才那通电话里说的每一个字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被挑出来的。
他曾经以为那一纸合同能换来底牌，以为是他们需要他；可现在他坐在欧洲某国一间旧旅馆的床沿上，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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