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监察大队的接待大厅里，父亲、老陈和另外两位工友代表，在小何的陪同下，提交了厚厚一摞材料。工作人员收下了材料，做了登记，表示会按规定受理，并联系被投诉单位“XX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调查核实，要求他们十五个工作日内给出处理意见。流程走得还算顺利，但工作人员也坦言，如果单位拒不配合或确无财产可执行，处理起来会需要时间，建议工人也做好申请劳动仲裁或向法院起诉的准备。
“又是等。”走出大厅，老陈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他妻子的手术不能再拖了。
“流程是这样，但我们的材料扎实，他们必须启动调查。”小何安慰道，但她脸上也有忧色。劳动监察是行政手段，有强制力，但也受制于程序和对方公司的实际情况。如果“XX建筑”真是一个被掏空的壳，监察部门也只能下达支付令，若公司不执行，最终还是要靠法院强制执行，那将是一条更漫长的路。
与此同时，古民和小赵的调查仍在继续。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勾勒出一个公司网络，他们需要更坚实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网络是如何被用来“新公司接项目，老公司背债”的。仅仅有关联关系还不够，他们需要找到业务、资金或人员实质性流动的证据。
父亲提供了一个线索：大约半年前，工地上的部分建筑材料（一批特定型号的钢筋）供应方突然换了一家，送货单和签收单的抬头，从之前一家长期合作的供应商，变成了“XX商贸有限公司”。当时工人们还嘀咕，怎么换了个没听过的公司，送货的人也面生。
“XX商贸有限公司”，这正是他们在“天眼查”上查到的、由周伟和李芳持股的那家商贸公司。
“这是一个重要线索。”古民精神一振，“如果项目施工过程中，主要的材料采购方从第三方供应商，变成了总包老板自己控制的关联公司，这里面就可能存在利益输送和资金转移。用关联公司高价供应材料，利润留在新公司，而成本和债务由老公司承担。”
小赵立刻搜索“XX商贸有限公司”的公开信息，发现其注册经营范围包括“建筑材料销售”，注册地址在市区一个写字楼里，看上去像是个贸易公司。没有显示与“XX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有直接的股权关系，但通过共同的股东（周伟、李芳）关联。
“能查到这家商贸公司和‘XX建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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